第二，他认为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英国必须打垮中国的贸易壁垒。因为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丝与陶瓷，中国却很少买英国货，导致英国严重入超，严重影响了英国全国上下的生计。英国政府替天行道，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市场。市场愈大，英国人愈能多卖英国货，日子就愈好过。中国该打！
    第三，他认为从外交平等的角度看，“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万邦来朝为荣，完全没有、也绝对不容许外交平等的概念与做法，”英国为了争取天经地义的外交平等，必须狠揍这艘“残旧的、失控的、光凭庞大身形，装腔作势吓唬邻邦的一级兵舰”。（23）中国该打！
    窃以为此稿作者的连番高论，毫无新意，只是言辞与态度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欧美作者都更为强硬，竟然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喊打之声响彻云霄而已。兹将其高论逐条分析如下：
    第一，“争取外交平等论”，早在1842年已经有人哼出此调，他就是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24）他争取连任总统失败后，不甘寂寞，于是跳出来说三道四，曰：“导致该场战争的原因是叩头！--狂妄无知的中国人装腔作势，严拒平等对待外邦，尽管是通商，也把要主仆关系强加于外人，并将其尽情羞辱。”（25）窃以为当时天朝上国的狂妄无知，故属实情；而这位总统，借此最易惹起外人愤怒的理由，来掩盖鸦片战争的实质，也确实手法高明，不失政客本色，但脱离事实。难怪此言于远在天边的波士顿出现后，在接近鸦片战争现场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美国编者们，即拆穿其西洋镜，曰：“我们不同意鸦片与该场战争无关的说法，因为鸦片毫无疑问，是导致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转载他的宏论，主要是由于我们也认为中国之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与无知，实为鸦片战争之远因。”（26）无奈到了1967年，英国小说作家韩达德（Douglas Hurd），在其一本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专著中，竟然仍拾约翰·昆西·亚当斯之牙慧。（27）由于道格拉斯·贺特后来从政，并递升为英国外交大臣，（28）影响非同凡响。文以人传，就难怪时至今日，仍有人顺水推舟，竭力借尸还魂。
    第二，“扩展中国市场论”，毫无新意。此论1968年已经由牛津大学拉丁美洲历史讲座教授克里斯托弗·普拉特（Christopher Platt）提出，（29）并借此代替鸦片那不容代替的功能，结果当然没多大市场。
    第三，“道德论”，所用同样是掩眼法：故意把自由贸易的道德论，与鸦片贸易的道德论，混为一谈。自由贸易固然是道德的，鸦片贸易当然是不道德的。他绝口不提鸦片贸易之不道德，反而大谈特谈自由贸易的道德，进而说鸦片战争是为了争取自由贸易（不言而喻包括鸦片的自由贸易），因而得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非常道德，中国拒绝鸦片自由贸易极为不道德的结论。其混淆视听之才能，堪称登峰造极。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这位怡和洋行的大老板，被时人誉为铁头老鼠的贩毒头子，走私发了大财以后，荣归故里，当选为国会议员，推动对华战争不遗余力。当时他最能打动人心的战争借口就是自由贸易，因而得到英国工商界的广泛支持。英国以商立国，当然更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到底威廉·渣甸只以利诱，当前不具名的书稿作者却把问题提升到道德的层面：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非常道德，打垮那不道德的中国是替天行道。中国该打！手法比威廉·渣甸更为高明。
    书稿作者之结论--鸦片战争乃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同样是旧闻。始作俑者是贺瑟·柏露·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对中国近代史学家来说，他的名字毫不陌生，大家通称他为马士。他在1910年代出版了一套三册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述宏论，他在第一册第三章至第七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30）此论更在1950年代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及其弟子张馨保教授发扬光大，（31）直到人走了，茶才凉。
    一言概之，该稿之最高目标，是尽情否定鸦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但是，若鸦片之作用果然是如此微不足道，则为何中国人、甚至不少外国学者均把这两次战争称为“鸦片战争”（Opium Wars）？对此，该稿作者提供了如下答案：“如果有人说，英军攻陷了中国并占据了北京，当代读者一定认为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英国与中国那两场细小的摩擦，被命名为‘两次鸦片战争’，非如此不能取信于21世纪的耳朵。”（32）既然该稿作者认为“两次鸦片战争”这名词是21世纪的学者杜撰出来的，那么他将如何解释，这名词在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已经被广泛采用？曾采用过这名词的学者之大作，其参考书目中列举了不少，但遗漏了更多。（33）
    无论如何，21世纪的英国读者，恐怕很难接受该稿作者的高论。君不见，骆菲尔就在其现在已成为名著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塑造中国》中，丝毫不回避“鸦片战争”这名词。这正是由于她勇于面对史实而不矫揉造作，故受到西方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34）若该不具名书稿的作者在1960年代提出其高论，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惊讶，盖当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近代史教程，就把两次鸦片战争命名为“两次中国对外战争”（The First and Second China-Foreign Wars），真是贻笑大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难道仅有此两次与外人交锋？当今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已经开明多了，21世纪的英国人也开明得多了，唯独该稿作者还在拼命地尝试拖他们后腿。
    下面是有关该稿的一些具体历史细节。
    该稿作者坚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那艘在香港注册的商船“亚罗号”（Arrow）的英国国旗，被广东内河水师扯下来了。扯下英国国旗就等同侮辱大英帝国，英国人为了报复国耻，于是发动战争。这种说法，毫无新意，它正是过去英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正统解释。但是，这正统解释早已被笔者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35）打垮了，拙著证明了英国国旗并没升起，故无从被扯下。笔者的证据和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按英国航海惯例，英船驶进海港，必须降国旗，直到重新启碇才再次升起。进港降国旗是为了表示对主权国的尊重。“亚罗号”在事发一个多星期前，已经驶进广州停泊。停泊期间，其英国国旗一直没有升起。若英国国旗一直没有升起，又从何被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