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盗国）后的十年里，孙中山再度趋炎附势于国际权贵之间，重温其灯红酒绿的生活，先后将其共和国分段拍卖……
    （1922年陈炯明部属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仓皇逃命，追杀他的人不断高声呼喊：“枪毙他！枪毙他！”……
    孙中山对于苏联不断地向其大献殷勤，开始动心了……但是，要接受俄国人的钱，就必须在重大问题上站到苏联那一边……苏联力倡反对帝国主义的枷锁，结果孙中山就开始反对帝国主义了。（13）
    只因为孙中山终于反帝，骆菲尔就连篇累牍地丑化他，既诬蔑他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为灯红酒绿，又颠倒因果来抨击他投靠苏联，让人怀疑她是主动地这样写，还是被她赖以成书的第二手史料牵着鼻子走。盖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的偏见，在1934年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当年夏曼就曾谩骂孙中山把中国的命运等同自己的命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14）明显地，夏曼没听过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之古谚，结果仁人志士诸如孙中山也遭其辱骂。其实，在国难深重的时刻，中外志士反应雷同。君不见，在登上二战后法国总统宝座之前，命运同样坎坷的戴高乐，不也是像孙中山一样，把法国的命运等同自己的命运？在登上英国战时首相宝座之前，命运同样坎坷的丘吉尔，不也是像孙中山一样“大炮”？（15）骆菲尔并没有引用夏曼的作品，却大量引用同样刻薄的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rie Bergère）的作品《孙逸仙》，（16）故似乎她是被白吉尔牵着鼻子走。若果真如此，则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跑到哪里去了？悲乎！但她的书却受到上述为其大作所写书评的著名学者追捧，为什么？容笔者在最后一节探索。
    二、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笔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盖尔伯把其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心得，归纳如下：
    从英国的政治角度看，1840-1842那场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一场鸦片战争，而只是区区一些地方性的小摩擦。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若中国人有本领堵塞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则绝对不会代劳。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却后患无穷，盖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于中国，才改变了英美舆论。（17）
    因此，盖尔伯以纠正该等错误舆论自命。
    窃以为其开宗明义第一句，手法就很高明。的确，当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在中国开辟的战场，只能称之为局部性战争，这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事实。当读者接受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后，盖尔伯把这个事实等同这场战争并非鸦片战争的说法，也会先入为主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
    他第二句话的第一部分：“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则不但外国读者熟悉，中国读者也心痛当时清朝的腐败及天朝上国态度的狂妄。英国反对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接下来第二句话的第二部分：谓英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也合情合理，哪一个政府不坚决维护自己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坚决保护本国公民的性命安全？待估计到已经取得读者信任以后，盖尔伯就在第二句话的最后一部分画龙点睛：“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表面上这句话也合情合理，哪国政府不竭力保护本国公民的财物？读者会由衷地支持。但问题是，盖尔伯并没有告诉他的读者，这些财物具体是什么？容笔者指出，这些财物非比寻常，而是违禁毒品鸦片烟土！中国政府并非抢夺了别国公民的一般财物，而是没收了英国公民明知故犯所走私的鸦片。普通外国读者不一定知道当时中国政府所没收的是违禁品，还误会是贪污腐败的官员蛮横无理地抢夺了英国公民的一般财物。盖尔伯用字遣词的手法非常高明，他所用的英文字seize，既可理解为抢夺，也可理解为充公。一般不明历史细节的外国读者，会理解为抢夺，因为盖尔伯整句话是以“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做开始。
    他的第三句话的第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此言固然绝对，但也大致属实，因为英国政府把伦敦人甚至所有英国人蒙在鼓里；虽然有异见人士诸如威廉·尤沃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MP），在国会下议院辩论时大吵大闹说：“拟发动之战争，比我曾经听说过的、或曾经阅读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使到本国蒙受更大的耻辱。”（18）但在他慷慨激昂的演词中，却没有半句提到鸦片。对于“鸦片”一词，在国会辩论时正反双方都避如蛇蝎，又难怪芸芸众生，茫然不知。他的第三句话的第二部分：“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则官兵的天职是奉命打仗，绝对不容花半秒钟问“为什么”。这一切都合情合理，难怪深得读者信任。
    至于他的第四句话：“若中国人有本领堵塞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则绝对不会代劳”，当然，英军不是中国政府所雇佣的警察，自然不会为中国政府缉私。因此，这句话同样言之成理。关键是：盖尔伯既不是伦敦高层，也不是贩夫走卒，他是地位崇高的历史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天职是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他最后一句话的第一部分：“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在此，他故技重施，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让读者不断点头之际，就说出欺骗性很强的话：“却后患无穷，盖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于中国，才改变了英美舆论。”
    盖尔伯这种瞒天过海的写法，对于一知半解的广大知识分子，非常见效。君不见，他这本书，在英国售70英镑，在美国卖107美金，仍然供不应求：初版连再版共5次（见表1）。
    书成之后，他又环游世界到处演说：例如，2006年2月24日，他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做公开讲座的题目是：“那场并非鸦片战争的所谓‘鸦片战争’。”（19）名利双收之余，盖尔伯干脆把其大作全文放在网络上，任由读者免费下载，以扩大其影响力。（20）
    三、不具名专家笔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该稿作者坚称英国发动该场战争，与鸦片毫无关系；他认为导致该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三：英国“坚决捍卫道德，扩大经济利益，和争取外交平等”。他对其高论阐述如下：
    第一，从道德的角度看，他认为英国人坚定不移的道德信仰是：自由贸易对全人类，甚至对那有眼无珠（purblind）的中国人都有利。（21）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述前香港总督包龄爵士（Sir John Bowring）的话说：“自由贸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自由贸易。”（22）他的逻辑是：耶稣是最道德不过的了，既然耶稣是自由贸易，那么自由贸易，包括鸦片的自由贸易，当然是最道德不过。他进一步阐明其理论说：“鸦片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英国和印度，都是合法的，单单在中国不合法。结果在中国，不但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与黑帮，疯狂地走私鸦片；就连最上层的高官，也染指其中。”笔者遍查其书稿正文及全部注释，皆不获其所指最上层的中国高官是谁。但他的结论却不言而喻：英国人，奉公守法，敬畏耶稣，很道德；中国上下人等，无法无天，走私鸦片，不道德；该打！攻打中国就是替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