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了阁部之争外，明代内阁纷争也十分酷烈。内阁虽无法定的行政权力，但毕竟是朝廷中枢，在政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内阁大学士便成了群臣觊觎垂涎的目标。由于阁臣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大臣廷推产生，因而往往纷争不休，并拉帮成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朝臣一旦入阁，便可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为巩固尊荣显贵之权位，阁臣又须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朝臣入阁途径除投靠内监外，还须依赖朋党门户之势去攀附援引。如万历年间，王钖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东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荐才进入内阁的。崇祯六年（1633），朝廷荐举阁臣，“王应熊以望轻不与，”〔25〕故廷推时没有通过，但他朋比勾结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竟不顾廷推会议的决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将王应熊援引入阁，引起舆论哗然。万历末年，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入阁事件更引起了举朝纷争，成为朋党门户争权夺利的典型。时阁臣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极力推荐淮抚李三才入阁，但遭到其他党派的拼命抵制。浙党官员邵辅忠参奏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26〕楚党官员徐兆魁弹劾李三才奸贪大著，浑身污秽”〔27〕而东林党人则竭力反驳，大肆赞颂李三才“廉直淡薄，勤学力行，孜孜不倦，古之醇儒。”〔28〕李为人“洁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廉，贪敛屏迹。”〔29〕关于李三才入阁的争论，导致“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进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中东林党与浙、楚、齐党的对立情绪，故有人评论说：“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30〕
    明朝内阁无定员定制，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他们同列枢要，均为皇帝顾问，参预机务，故基于不同的利益或观点，极易引起矛盾冲突，相互明争暗斗。如天顺间阁臣“同利则相趋，利尽则交疏”；成化时阁臣“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轧。”仁宣以后，阁臣品高位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31〕在明代政务中起着中枢作用。史载：“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32〕首揆亦称首辅，即在阁臣中有一人为内阁首领。阁臣凭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立谁任首辅。内阁大政均由首辅主持，执掌“票拟”之权，负主要责任。其余的阁臣称为次辅、群辅，权力比首辅小的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首辅、次辅、群辅之间的权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33〕“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论而已。”〔34〕如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人称“张相公”，他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35〕而次辅吕调阳对张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36〕可见首辅权力之重。
    由于首辅位高权大，因此不仅是皇帝着重控制的对象，也是官僚们角逐争夺的最大目标。阁臣们为占据首辅席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党比阉宦，勾结台谏，结成各种党派集团。首辅之争成为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如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37〕嘉靖初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更是引起了内阁中朋党挟私攻讦，派系倾轧的混乱局面。首辅杨廷和因议礼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宠，张璁、桂萼趁机攻倒杨廷和而入阁，接替首辅之职的是杨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张璁不甘居其之下，网罗党羽，竭尽全力攻讦，最后终于把杨一清赶下台，取而代之。以后夏言入阁，又斗倒张璁，当上了首辅。不久，严嵩与夏言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严嵩行韬晦之计，表面上对夏言唯唯诺诺，暗中却勾结京山侯崔元、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以议复河套之事为由，将夏言置于死地。“言死，大权悉归嵩矣。”〔38〕严嵩虽然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但首辅之位最终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阁臣徐阶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弹劾严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39〕结果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徐阶任内阁首辅时，竭力援引同乡官员胡应嘉、胡松、严纳、李春芳为党羽，力图使自己在内阁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徐阶的谋划也是枉费心机，阁臣高拱等见“徐阶独柄国，心不平，劾阶居乡子弟豪横，尽夺其田，戌其二子。”〔40〕徐阶也只得退出政坛，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阶的首辅之职，但其庸碌无能，故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师，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与张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张居正勾结司礼太监冯保而攻下台。张居正为首辅，大权独揽，其他阁臣“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41〕但张死后，尸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击，惨遭抄家之祸。
    为何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首辅之争会如此激烈，如此残酷？笔者认为，这和内阁党争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是每个阁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争夺首辅，都要拉帮结党，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明代阁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如严嵩掌权时，；“士大夫办事辐辏附嵩， 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 欧阳必进、 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42〕为其鹰犬。严嵩父子还与鄢懋卿、赵文华、胡宗宪、仇鸾等人朋比为奸，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严嵩集团，以打击政敌，锄除异己。甚至连改革家张居正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朋党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拉帮结派，重用亲信。《明史》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43〕张居正还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以为党羽。史载“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44〕张居正乃湖北江陵人，而湖北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可见，张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辅相同，以乡谊、亲谊及贿赂、请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依附他的朋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