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小组遍地开花的30-40年代
    按照“白银时代”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在19世纪初，俄罗斯经历了一次文化复兴”(12)。这一时期最显要的历史事件是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1812-1815)和“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与此同时，那些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远征巴黎的年轻贵族军官们为西方的富裕、文明成就及思想自由而震惊。他们回国后开始酝酿推翻沙皇专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这导致了1825年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的迅速失败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一大转折：贵族精英们认识到，推翻外在制度的“法国大革命”方式不适合俄罗斯，俄国当下真正需要的是思想和心灵的进步，是立足民族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的开放性变革。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就是向西方开放诉求的最佳脚注。
    在沙皇当局政治收紧、思想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俄罗斯内部散发出勃勃的生命力，对各种西方思想和精神文化运动都异常兴奋和敏感。积极探索“俄罗斯真理”的精英们纷纷以沙龙、客厅聚会、联谊小组、秘密“共济会”、“爱智协会”等形式展开活动。其中“共济会”(13)是最早(18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俄国的秘密团体。它宣扬友爱平等的兄弟情分、先验有灵论、基督教博爱思想，最易为俄罗斯直觉式思维方式所接受。“共济会”与18世纪末期开始在俄国风行的伏尔泰启蒙主义相对立，它不寻求唯理主义“我思故我在”式的经验论和认识论，而是诉诸神秘主义的“天启”和神灵附体。“共济会”作用在当时非同寻常，叶夫多基莫夫说“俄罗斯军队踏遍欧洲，使共济会的神秘学说在俄罗斯生根，并促进了圣经协会的活动和德国哲学的传播，浪漫主义深入人心，它形成了一种由德国和英国著作培养的、奇特的俄罗斯虔敬主义和对世界的终极期待”(14)。别尔嘉耶夫认为，在共济会里“产生了俄罗斯文化的灵魂样式”(15)，培养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期待，并且为接下来俄国文化领域里的思想结社和小组活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不过鉴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时期)那种紧张、压抑的思想氛围，精英知识分子的沙龙聚会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述尚处于不公开的私密状态。
    30-40年代在俄罗斯文化史上被称作“俄国的大学时代”，地处帝国两京的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俨然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中心。在恰达耶夫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共济会”精神的影响下，大学校园内各种哲学问题小组、文艺小组、美学小组、文学社、知识协会等自治性学生社团，几乎在一夜间遍地开花。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斯坦凯维奇(16)小组、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别林斯基小组以及彼特拉谢夫斯基(17)小组等。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人醉心于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康德的道德批判主义、费希特的“唯灵论”、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诺莎的“实在泛神论”、托马斯·莫尔、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谢林和黑格尔。不过这些思想小组与西方沙龙性质的社会思想团体有所不同，它们是具有某种兄弟般教派凝聚力和强烈使命感的思想小集团。小组成员们专注于那些借自西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理论，但并不把它们当作一种学术问题来研究，寻求精密的准确性和学院式的理论阐释，而是一种典型的“拿来主义”，即把它们当作火热的信仰和生动的真理，以此来解决俄罗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就哲学、美学或艺术展开秘密的热烈争论，经常慷慨激昂，彻夜不眠，似乎要在一夜之间将欧洲几百年来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全部吸收过来。这些莘莘学子后来几乎个个成就非凡，很快就成为19世纪俄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30-40年代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阔步向前迈进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其鲜明特点是精英知识分子身上民族主义主体意识的勃发，这与被动地模仿西方、对西方(特别是法国)外来思想亦步亦趋的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形成鲜明对照。面对“尼古拉时代”专制、黑暗的外在社会现实，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纷纷逃向西方玄妙梦幻的思想镜像中。由大学小组联谊中产生的俄国西方主义者们相信，傅立叶的“法朗吉”就是地上天国。年轻人喜好用谢林有机主义哲学术语来解释俄国的现实。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最初几乎全都是谢林、黑格尔的热烈信徒。一时间伯麦(18)的神秘有机主义思想，英国共济会理念、乔治·桑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德国的浪漫哲学和日耳曼精神文化，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等，都已被热烈地以俄罗斯民族主义“生命的方式”信仰、讨论过了。这大大开阔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并激发了俄罗斯创造性的文化思维。“在这样的时代里形成了19世纪俄罗斯的灵魂，形成了俄罗斯易于激动的生命”(19)。各类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小组的聚集，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是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着。它们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呈现出热烈而又绚丽多元的景观。
    另一方面，俄罗斯本土的各种神秘思潮也变得日渐浓厚起来。官方和东正教会更加卖力地宣扬以所谓三位一体的“正教、专制、人民性”作为民众道德责任的思想基础，实施对民众的教化。要求人们忍耐、顺从并融入教会充满博爱的生命统一体中。自17世纪尼康宗教改革以来就一直遭受当局迫害的“分裂教派”依然隐藏在洞窟的小修室里念念有词。在民间，农夫、农妇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基督教之前多神教时期流传下来的所谓林神、家神、水妖等荒诞不经的事物。甚至精英知识分子中间也弥漫着对俄国传统文化中“圣愚”(20)的异常偏爱，相信“为基督的圣愚”的“胡言乱语”中充满着来自天启的至理箴言。许多人在内心里派生出“俄罗斯的哀愁”(русская хандрия)，渴望回归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圣贤古道中去。
    受过贵族教育的精英与愚昧民众间的巨大鸿沟在西方思想冲击面前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整个俄国社会因进一步对外开放，其内部似乎隐藏着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躁动。接纳西方外来理念与守护本土文化精神这两种思想情绪，在30-40年代生发出了同样对现实不满、同样追寻古老的“俄罗斯真理”，却在立场上迥然对立和冲突的双重民族主义文化意识：“我们业已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特性”和“我们远远落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之后”(21)。一方面感慨、抱怨对神圣罗斯母亲显得不够敬重，另一方面又赞叹、折服于西欧社会发达的文明，为俄国文化形态的落后而怨恨。前者催生出了以守护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为显著特征的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пьство)，后者则导致了以彻底融入欧洲文明为主要诉求的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во)的出现。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透过综合性文艺杂志等论坛开始表现为公开的思想论战。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俄国文化思想界第一次出现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公开对垒的格局。不过无论是西方主义还是斯拉夫主义，均不乏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主体文化思维，即“俄罗斯易于激动的生命”，都认同寻求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即在俄国本土文化观念与西方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跨越彼得大帝以来那种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理念欣喜迷狂的时期，转向建构以确立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并进而以拯救“西方堕落”为己任的巨大思想工程。这样一来，深耕俄罗斯本土并走向民族主义文化认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