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斯拉夫主义的40-50年代
    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上的公开对峙，构成了40年代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是2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复兴”时期即“普希金年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30年代沙龙聚会和思想小组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
    斯拉夫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派别事实上早在30年代就已经出现。理论界一般公认，紧跟1836年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发表后完成的(只在文学沙龙里朗读过)、具有明显论战倾向的霍米亚科夫(22)的论文《论旧与新》(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是斯拉夫主义诞生的宣言书。与霍米亚科夫一样，活跃在莫斯科文学沙龙里的阿克萨科夫(23)基列耶夫斯基(24)、萨马林(25)等人是该派别的灵魂人物。
    斯拉夫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对俄国东正教哲学“在教会爱的躯体中统一”的“聚合性”(26)(соборность)有机论原则的精彩阐释。他们自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立场出发，有机地理解俄罗斯生活，有机地理解沙皇和人民的“和谐”关系，认为俄罗斯的一切都应当是“东方式”生命的、有机的和整体的，而非“西方式”理论的、机械的和切分的。就民族生命的鲜活性而言，俄罗斯比西方有着更大的精神优势。对霍米亚科夫这样的斯拉夫主义分子而言，皈依东正教的“天然纯洁性”，意味着摒弃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的全盘西化，重新回归生活的有机完整性。这一有机完整性即“村社主义原则”(прицинп общины)，曾是俄国长期的思想支柱，却为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分裂的西方”所破坏殆尽。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中丧失了独特性，迷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因此俄国迫切需要回复到彼得改革前“处子般”纯洁的、温顺虔敬的质朴状态。
    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一样受到过良好的西方式贵族教育，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谢林、黑格尔)和耶拿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但具有强烈的宗教般的民族使命意识，一直致力于建构东正教历史哲学和俄罗斯本土化史观，即建构关照自身命运与世界未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视角。西方主义的出现比斯拉夫主义还要早。一般认为恰达耶夫早在1830年就已经完成的《哲学书简》，标志着西方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主义多半来自莫斯科大学以及彼得堡大学的思想小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乌托邦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忠实信徒。富有公民激情的“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和对俄国现实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恰达耶夫，是西方主义者们行动和思想上的偶像。西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斯坦凯维奇、格兰诺夫斯基、安年科夫、卡维林以及60年代以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直到40年代末期，西方主义才真正从沙龙、客厅、小组思想联谊走向以综合性文艺杂志为媒介的公开讲坛。他们认为西欧的文明就是俄国及整个人类的未来。文明的典范在西方，俄罗斯应当首先掌握科学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坚定地走彼得大帝所开辟的西方化之路，经历与西方同样的文明发展阶段，然后才能在一举超越西方的情况下抗起俄国民族主义的弥赛亚大旗。如果说斯拉夫主义派别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救世主义情怀，主张以内在信仰和爱的生命完整性实现对上帝和天国的追求；西方主义派别则充满着激进自由主义和革命造反理念，更注重外在的社会秩序的变革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试图直接把威严的上帝拉到地上，建立起幸福的人间天国、俄罗斯大地上的“水晶宫”。西方主义者们清楚意识到，残酷野蛮的沙皇专制制度和缺少知识教化的普通民众当下已成为实现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唯一的出路是对前者实行外在制度上的革命，至少是革命性的变革，对后者则实行民主思想的启蒙，以开启民智。为此，赫尔岑、奥加廖夫在莫斯科有以推翻沙皇统治为坚定目标的著名的“麻雀山誓言”(27)；批评家别林斯基要拯救“埋没在专制污泥中的人类尊严”，并且扬言如果还有一个同胞在受难，他就会“从梯子上一头栽下来”(28)。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就这样在有关俄罗斯民族前途和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以各种文艺杂志为论坛，展开激烈的思想辩论。西方主义刊物多集中在彼得堡，以《现代人》为核心；斯拉夫主义刊物集则集中在莫斯科，以《莫斯科人》为论坛。一时间俄罗斯帝国两京之间终日里唇枪舌剑，硝烟弥漫，呈现出激情洋溢的论战景观。就在这种激烈、公开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论辩中，俄罗斯社会领域第一次出现了在西方社会早已习以为常的公众舆论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别尔嘉耶夫曾说，“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俄罗斯的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29)。狂热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论争事实上是彼得大帝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окно в Европу)以来俄罗斯与西方两种文化热烈交流、尖锐碰撞的突出表现。它提供了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的俄罗斯基本悖论性民族文化学话题。无论是西方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还是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他们事实上共同关心的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人民性”问题。
    “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是一个地道的俄国词汇，最先由感伤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卡拉姆辛提出，由浪漫主义诗人维亚则姆斯基最先予以阐释(30)，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那儿成了纲领性民族文化学概念。西方主义派别倾向于把“人民性”作社会阶层性理解，认为“人民”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斯拉夫主义派别则站在东正教生命有机论立场上，将文化的“人民性”理解为有机的“民族性”或“全民性”。鉴于俄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具有“民众崇拜”的造神情绪，相信在民间存在着俄罗斯“真理”、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因而东、西两派的“人民性”概念在范畴上有相当大的思想重叠性，即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话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