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对移民携眷入台的问题，清政府总是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据台湾学者庄金德先生研究，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五十五年的106 年间，在台湾移民问题上，群臣之奏请与朝廷之决策，均集中在携眷入台问题上，其间曾出现过“五禁四弛”〔38〕，其中禁期长达95年，而弛期仅为11年。乾隆五十五年正式设立“官渡”以后，清廷对携眷之事，虽未再严加干涉，但也未曾积极倡导，严禁携眷与偷渡的措施，至此才趋向尾声。
    3.在垦田起科方面，台湾不仅没有减轻赋税，反而高于四川及内地各省。史载：“台湾田园分上中下三则，酌议匀征矣。然海外之田，与内地不同。内地之田，多系腴壤，为民间世守之业；台湾水田少而旱田多，砂卤之地，其力浅薄，小民所种，或二年或三年，收获一轻，则移耕别地，否则委而弃之。故民无常产，多寡广狭亦无一定之数。况田租之最重者，莫如苏松等府，每亩输纳一斗五六升至二斗止矣。今田园一甲计十亩，征粟七石八石；折米而计之，每亩至四斗三斗五六升矣。民力几何？堪此重征乎？……大江左右，田税既重，丁税不过一钱；且或一家数口而报一丁，或按田二三十亩而起一丁，未有计口而尽税之，如台湾者；未有每丁重至四钱八分，如台湾者也。”〔39〕这与清前期四川招民时期的轻税缓征政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二
    清前期四川和台湾两地出现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活动，基本上都始于康熙二十年前后，且两地迁入的移民均以自发性移民为主流。四川真正的大规模自发性移民潮是在康熙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开始的，而台湾的自发性移民潮则始于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清廷为何在同一时期内对两地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移民政策呢？亦即其历史背景如何？
    四川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朝政府开发的重点，也是战乱时期人们避难的良所。在经济上属于老开发区。秦灭巴蜀后，曾“移秦民万家实之”，秦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40〕。这虽并非单纯性经济移民，但却为四川社会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人力基础。秦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41〕。西汉初年，全国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42〕。三国两晋时期，避战乱入蜀之人更多，加速了四川的开发。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对此一时期四川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了极好的描述。唐代已有“扬一益二”之说。到了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已是“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43〕，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宋元之交，四川境内却遭受了残酷的战争蹂躏，户口耗损严重，据清光绪《内江县志》称：“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又称“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唯安岳复于至正元年”〔44〕。可见，资州等基层州县政权在整个元代都不曾恢复，虽不能断定这些地方绝无人烟，但至少应为户口稀少到“无可设官”的程度。即使安岳复设官府，然已是元朝晚期。明朝统一全国后，曾大徙湖广等省人口实四川，此举在明清以来撰修的四川各地方志中均有明确记载。如道光《邻水县志》称“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民国《名山县志》称“元代名山惨遭杀戮，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明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郊，来者尤众”〔45〕。大批客民的入川开发，使明代四川的社会经济逐步走上繁荣。
    然而，明清之际四川地区再次遭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蹂躏，社会经济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大劫难。史书对四川地区此时期的情况记录令人触目惊心！清代和民国时期编修的四川各地方志在“户口卷”内，绝大部分均有“靡有孑遗”、“孑遗无几”的记录。这虽有夸张之嫌，但至少反映了清初四川十分荒凉残破之事实。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蜀赴任，“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 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46〕。后他又由顺庆、重庆以达泸州，溯流而上，“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各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47〕。抵成都后，见成都处于“荒烟蔓草之中”〔48〕。在叙州府“叙属虽有十县两厅，荒残者十居其八，稍可充邑治者，仅一二处耳”。在川东4州29县，如奉节、永川、璧山、铜梁、定远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49〕。由此可见，清初四川的社会和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直到康熙十年，四川仍是“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50〕。正当各级政府积极筹划战后四川的社会重建工作时，不料康熙十二年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四川地区再次沦为战乱的重灾区。此次战乱历时八年，“蜀省久为贼据，百姓逃亡，所存惟兵”〔51〕。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四川境内户口总数的大幅度下降令人难以置信！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全川人丁总额仅有18509丁，约合9万余人，在全国各省排倒数第二位〔52〕。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其反映清初四川境内人烟稀少的事实应是可信的。正因如此，清初四川地方官才大声疾呼：“蜀省洊罹惨劫之后，民无遗类，地尽抛荒，……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53〕而清初四川的人稀土旷，又正好为各省移民入川的自由占垦土地创造了条件，史载各省移民在川插占土地，“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54〕。一些荒山地区，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为业”〔55〕。土地买卖时，地价十分便宜，一亩之田“值银不过数钱”〔56〕，或银一两“可购十亩之地”〔57〕，甚至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58〕。清初社会上流传着四川经济生活易于致富的各种说法，如“川省肉米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59〕，“川省膏腴，每亩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百物俱贱，易于资生”〔60〕。清廷规定入川移民插占的土地，“凡一插标，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61〕。四川大规模的自发性移民运动即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清政府之所以对四川采取特殊优惠的移民政策，除了上述四川荒凉凋敝，不得不招民重建社会经济外，我们认为还与四川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四川的川东、川北分别与内地省份的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交界毗邻，而川南、川西南、川西、川西北等又与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等省区为邻，这些地区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司经常生事。因此，开发和重建四川，加强四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这对清廷进一步控制和管理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大西南地区，具有重大的意义。四川的稳定与繁荣，对内地和整个西南地区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