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台湾因移民政策的消极保守，使其移民规模和移民原籍省份，均没有出现四川那样的壮观场面。台湾归附后，“人民稀少，地利有余，又值雨水充足，连年大有，故闽广沿海各郡之民，无产业家室者，俱冒险而来，以致人民聚集日众”〔83〕。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时，居住在台南的广东移民曾纠合13大庄64小庄的12000余名粤民， 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84〕。可见当时移台粤民人数已有相当规模。但由于清政府严禁移民携眷入台，故台湾移民人口呈病态结构。康熙时即有“内地各津渡妇女之禁既严”的记载〔85〕。雍正五年高其倬又称：“查台湾远隔重洋，实称要地。旧例：闽粤人民往台垦种者，所有妻眷，概不准携带，止许只身在台，而全家仍在本籍。”〔86〕雍正末年蓝鼎元指出：“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于岁终卖谷还粤，置户赡家，春初又复之台，岁以为常”〔87〕，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候鸟式人口”迁移，而非像四川移民那样拖家带口的扎根式迁移。单身赴台，严重地影响了台湾的移民规模及其移民人口在台湾的自然增长。而清廷规定凭照入台的移民政策，又使台湾移民出现了一种变态的方式；偷渡。偷渡的移民数量也颇可观，康熙五十年有官员称：“奸顽商艘并营哨船只辄将无照之人，每船百余名或多至二百余名偷渡来台。其自厦门出港，俱用小船载至口外僻处登舟，其至台，亦有小船于鹿儿门外陆续运载至安平镇登岸，以致台厦两同知稽查莫及。”〔88〕当时偷渡去台，“厦门是其总路，又有自小港偷上舡者，如曾厝安、白石头、大担、南山边、镇海、岐尾；或由刘武店至金门、料罗、金龟尾、安海、东石，每乘小渔船私上大船”〔89〕。如此多的偷渡地点，正说明当时移民入台人数甚众。史载“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欲急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90〕。而偷渡者路途之惨状，也是四川移民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内地民人或闻台地亲年衰老，欲来侍奉，或因内地孤独无依，欲来就养。原图天伦聚顺，永远相亲。无如格于成例，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头奸梢，将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荒岛人烟断绝，坐而待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清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91〕可见，与四川“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相比，台湾移民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
    乾隆五十四年政府取消对赴台人民携眷的禁令，但仍规定禁止无照偷渡和无照携眷〔92〕。直到清光绪元年，清廷才废除“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93〕，对台湾实行开放性移民。但四川却早在乾嘉之时，已由过去的土旷人稀变成“无荒可垦”了，迄至道光，更有“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之叹〔94〕。嘉道以后，四川人口已开始向邻省迁移，如当时贵州“兴义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仍多搬往，终岁不绝”〔95〕。
    清前期对台湾实行消极保守的移民政策，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入台开发，据学者研究，直到嘉庆十五年，台湾人口数量才只有194 万人〔96〕。而有清一代，台湾移民之来源地，基本上限于福建、广东两省而已。
    综观全文可见，清初的四川和台湾均属土旷人稀的待开发区，但鉴于两地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清廷对两地重要性的认识相去甚远。可以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即政府行为，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19。
    〔2〕〔3〕〔4〕〔5〕〔6〕〔9〕〔10〕〔14〕〔16〕〔19〕〔23〕〔24〕〔27〕〔35〕〔50〕〔51〕〔56〕《清圣祖实录》卷24，卷27，卷27，卷126，卷136，卷33，卷36，卷149，卷36，卷239，卷61，卷67，卷118，卷250，卷36，卷96，卷256。
    〔7〕〔8〕〔53〕《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11〕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志》。
    〔12〕〔36〕〔86〕《清世宗实录》卷67，卷58，卷61。
    〔13〕光绪《奉节县志》卷9《户口》。
    〔15〕《清朝通典》卷1《食货一》。
    〔17〕〔18〕〔59〕〔60〕〔75〕台湾《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 辑管永泽折，第4辑法敏折，第9辑石礼哈折，第22辑鄂弥达折，第21辑。
    〔20〕彭雨新《四川清初招徕人口与轻赋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1〕光绪《江津县志》卷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