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川同一时期进行移民的台湾地区，地处祖国的东南一隅，隔海与大陆相望。但与四川的社会经济开发相比较，台湾却显得相当晚。历史文献记载大陆汉人与台湾的交往主要有：三国时代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率兵万人赴台，但旋即归来。隋朝炀帝曾派朱宽赴台招抚，土人不从。炀帝再派陈稜等率兵征讨，凯旋而归， 但没有在台湾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直到南宋时代，才有极少部分汉人因逃避战乱而移居台湾落业。清朝重修《台湾府志》陈大受序云：“元明以前，率为逋逃薮。”元代曾两次经营台湾亦无结果，但元朝政府设立澎湖巡检司，则是我国对台澎地区正式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明朝初年，由于国力不足，北方蒙古人还不时南下进攻，加上倭寇时时到大陆沿海各省抢掠之故，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一年下令将澎湖居民迁到漳州、泉州等内地，并撤销巡检司〔62〕。明朝后期，漳州海澄人颜思齐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活动，部分漳泉居民也随之入台。这些人在台湾聚落成村，从事拓垦生活。故后人有“中土人之入台湾，自思齐始”之说。明末清初，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他们招募汉民对台湾进行零星的开垦。荷据时代，台湾汉人约有5万人左右〔63〕。
    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以台岛为根据地进行抗清复明活动。清政府为了切断郑氏义师与大陆人民的联系，强行对台湾实行封锁政策，屡次对东南沿海地区颁布禁海、迁海之令，下令将东南沿海居民一律后撤30至50里。界外房屋城堡全部拆除烧毁，内地民人有进入界外者，一律处死。迁界的手段十分残酷，“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外，放火烧屋……部院派往海边烧屋，计用长夫一千三百名”〔64〕。“刻其十日内不迁，差兵荡剿……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境。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65〕即使如此，沿海地区仍有不少居民偷渡赴台，据载在“迁海令”执行期间，郑成功“招沿海居民之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66〕。“数十万人”之众，未免夸大其词，但至少可肯定有许多人移居台湾这一事实。据陈孔立先生研究，郑氏时代台湾汉人人口当在10-12万人之间，比荷据时代汉人人口增加了6万人左右〔67〕。康熙二十二年郑氏降清， 台湾正式纳入清廷版图，清政府于是在台湾设府置县，隶属福建省，对台湾首次行使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开发职能。由此可见，直到明末清初，台湾虽没有经历过像四川那样大规模的战乱洗劫，但台湾的社会经济开发却处于非常缓慢的渐进状态。因此，清初的台湾仍属荒芜之地，人烟稀少。但台湾的土地却相当肥沃。史称台湾“地气和暖，无胼手胝足之劳，而禾易长亩，较内地之终岁勤者，其劳逸大异”〔68〕，所产“稻米有粒大如小豆者”，“糖蔗、杂粮有种必获”〔69〕，“一岁所获，数倍中土”〔70〕。而“台湾好趁食”及“台湾钱、淹脚目”之谚，早已脍炙人口。福建漳泉之人将其“视为乐土”〔71〕。正是这一切，吸引了清代闽粤大批移民的入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川在我国历史上属于老经济开发区，其财政收入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四川既与内地省份接壤，又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相毗邻，因而四川的稳定对全国的安定形势均有极大的益处；而台湾在清初属于新经济开发区，且仅为福建省下辖的一个府，土地狭小，财赋无多，加之台湾远隔重洋，又曾是反清根据地，清廷忧虑移民入台太多，日久也许会再次酿成反清运动。清政府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故对四川的开发重建采取了开放型的积极移民政策，对台湾的经济开发却实行了封闭保守的消极移民政策。
    三
    清政府对四川和台湾实行不同的移民政策，遂造成了两地移民进程及规模的殊异。
    四川因政府在各省官员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移民入川政策，因而入川移民源源不断且规模庞大。尽管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无法弄清楚清前期入川移民的总数是多少，但透过某些史料，我们仍可管窥当时移民规模的大致情况。康熙中后期仅湖北一省的移民数就相当可观。据史载：“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72〕。雍正五年湖南省因“本省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73〕。雍正末年广东仅惠州、潮州和嘉应二府一州所辖县，“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74〕，连雍正皇帝也说：“朕闻有广东民人，携老挈幼前往湖南地方，每日或二三百或四五百名口不等……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75〕按此说法，广东每月入川人数也当在万人左右。以此可推想当时各省入川的移民规模。乾隆年间入川人数一度仍持高不下，据乾隆十三年三月张允随奏称：“臣于上年奉命兼辖资州，检查旧案，计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两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而往者更不知凡几。”〔76〕以此计算，则每年广东湖南两省仅经过贵州入川人数就有近5万人。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入川的广东、 湖南、广西、福建、江西等省户数总计为6374户〔77〕。每户之中，到底裹胁多少人口？据贵州巡抚周人驭称：“臣滋黔以来，两年之间，据报自楚粤等省由黔而往川者，共有四千六百余户，男妇大小五万五千余名口，推之前此所过不知凡几……查有一户之中，多至数十名口者。”〔78〕可见，直到乾隆中叶，四川的移民规模仍波澜壮阔，相当可观。据笔者估算，清前期远离四川的闽粤两省移民入川人口达100 万以上〔79〕。
    清前期四川移民政策的优惠、开放，不仅使入川的移民规模相当庞大，而且移民的省籍来源地也较为广泛。清代四川的人口基本上由移民及其后裔所构成。如宣统元年刊刻的《成都通览》卷2 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据该书统计，移居成都的外省籍有：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山西、甘肃等16个省区。成都人的原籍基本上可以代表清前期入川移民的原籍构成状况，各县或小有差别。如雅州府“四方侨寓大率秦楚吴粤滇黔之人居多”〔80〕，大邑县“全资两湖、两广、江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81〕。众多省份的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带来了四川人口的急剧增长，到乾隆五十六年时，四川人口总数已达950万人〔82〕，是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总数的100多倍。而造成清前期四川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正是清廷对四川实行开放型移民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