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照倭奴乘风入犯，惟春冬二时，然非内地奸人潜为响导，彼必不敢深入。如嘉靖年间，倭患最惨，其贼首徐海、张琏等无非汉人，此往事之明验也。近来闽粤奸徒，以贩海为业，违禁通倭，亦踪迹不可究诘。近臣等缉得通倭真犯，有饱载而归真赃可据者，有满贮倭货尚未下洋者，利之所在，此辈走死地如鹜。而肘腋之间，濠镜澳亦奸薮也。夫澳非以处倭也，第奸人附澳，以行挑激之谋，而借澳以为蓄倭之地，是可不为防哉！
    查得广州府海防同知设于万历元年，原驻雍陌，后因税监以市舶事体相临，辞回省城，今议仍以本官专驻其地，会同钦总官训练军兵，严加讥察，水路则覈酒米之载运，稽番舶之往来，不许夹带一倭；陆路则谨塘基环一线之关，每日（此处“日”疑为“月”误〔5 〕）只许开放二次，而夷商入广，限以人数，皆须香山验明给票，方许泊五羊河下。其提调司，务择武弁之能者居之，期于杜绝勾引，潜消窥伺，此亦内夏外夷之大防也。至于海道巡历最为吃紧，前海道喻安性亲履其地，宣布朝廷之恩威，晓谕目前之祸福，此辈博心揖志，且惧且怀。命之散倭归国，令人执送闽奸史玉台，无不唯唯听命。今诚得安性其人者，威望足以慑岛夷之心，清白足以将吏之表。每岁巡历濠镜一次，使彼恬然顾化，奸人安所播弄哉！若夫老万山为夷人出入门户，节经具题，加谨防备，容臣等径行酌议，或增兵设官以为万全计，似亦可贻海圉磐石之安乎。此疏内容虽与《神宗实录》所载大体相同，但《实录》所删甚多，略去了许多关于澳门或与澳门有关的重要史料。
    该疏十分明确地道出了田生金对澳门葡萄牙人的看法与主张，在对待澳门葡人的去留问题上，田生金与前任两广总督张鸣岗的主张是一致的。尽管对待来华的外国人田生金仍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但他却不主张对入居澳门的葡人实行“驱逐”、“歼灭”的办法，只是希望以加强防范、管理，“使彼恬然顾化”。基本主张与前任两广总督张鸣岗是完全一致的。他清楚地认识到，“澳内弹丸黑子地，无田可耕，无险可恃，日用饮食全仰给于我。”尽管葡人入居澳门后，“生滋日繁，滋蔓难图”，但毕竟受环境和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像历史上的“五胡”一样“雄据要地”而“蜂起云扰”；他还看到澳门葡人，“去故土几数万里，居镜澳已六十年，生长于斯，庐墓于斯，各有妻孥，各有赀畜，家藏殷厚，轮奂完美。”这些澳门葡人已大多为生于澳门、长于澳门的“移民”后代，他们是以澳门为其故乡，而不是葡萄牙。以澳门为其“百年长久”居留地的葡人，怎么会“自离巢穴”去以卵击石向明王朝进攻呢？这一点，田生金在疏章中是十分肯定的。
    为了获得对澳门问题的正确认识，田生金还征询了香山地区父老乡绅们的看法，乡绅们大都不主张将澳门葡人赶走或歼灭，“言驱逐、言歼灭者十无一二”；都认为对澳门葡人不要轻举妄动：“大难之端，未可轻发”。可见，田生金的意见实是代表当时香山地区地方势力的意见，即主张将澳门葡人居留地保留下来。当时，广东巡按田生金并两广总督周嘉谟还命香山县掌印官到澳门宣布了一系列“禁款”，并获得澳门“夷目”承认遵守的保证书。
    对于在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田生金则极力主张驱逐，“如庞迪我等，其教不能行于粤，而独能惑两都之士。……臣之请严行驱逐，续有来京者，递解来广”。 庞迪我， 有时又作迪峨， 原名：Didacvs dePantojfa，西班牙耶稣会士，生于1571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来华，万历二十八年同利玛窦至北京，觐见明神宗，后即居京师，参加明王朝的修历工作。据《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二载：
    先是远夷利玛窦偕其徒庞迪峨入京，上嘉其向化之诚，予之饩廪。玛窦死后，给以葬地。而其徒日繁，踪迹亦复诡秘。王丰肃等在留都，以天主教扇惑愚民，一时信从者甚众〔6〕。田生金所言“独能惑两都之士”实际是指庞迪我和王丰肃在北京和南京传播天主教的成功。田氏亦是一位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士大夫，故在疏章中奏请将庞迪我等传教士驱逐出京，递解回广东澳门。此事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南北礼部大臣即要求遣返，田氏故称“傥圣明慨从南北礼臣之请，严行驱逐，续有来京者，递解来广。诘问越度根因，重治官兵故纵之罪。彼其妄念既沮，异教自灭，……区区澳夷之足患乎？”
    田氏在奏章中还谈到澳门蓄倭之事。张鸣岗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时说：“澳夷盘踞内地，近且匿养倭奴以为牙爪”〔7〕。 而田氏则认为：“肘腋之间，濠镜澳亦奸薮也。夫澳非以处倭也，第奸人附澳，以行挑激之谋，而借澳以为蓄倭之地”。这就是说，所谓澳门葡人所蓄养之“倭奴”，其实并不全是“真倭”，其中亦有很多是内地“奸人”，这种情况与当时的所谓“倭乱”情况是一致的。
    田氏这篇奏章中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葡人入居澳门的时间。田氏称葡人“居镜澳已六十年”，此疏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上推六十年，则是1557年，即嘉靖三十六年，这和葡文文献的记载正好吻合。安东尼·博卡罗《东印度政府一切要塞和市镇图集》称：“1555年，这种贸易转移到浪白澳，1557年又从这里转移至马交港”〔8〕。 这应是葡萄牙商人大规模入居澳门的记载。在此之前，虽也有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但是零星的和个别的。这种中西文献的吻合，恰好说明了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的时间应为公元1557年，即明嘉靖三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