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人权派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旨在否定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把自己完全置于同国民党对立的地位，充分表现出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强烈追求和敢于藐视一党专政的勇气。
    再次，人权派的言论及其代表人物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压制。
    人权运动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兴起，其锋芒所向也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自然为国民党所不容。这样，国民党对人权派的言论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压制和打击，也就在所难免了。
    国民党政府始终认为人权派的成员是危险分子，视其思想、言论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因而对人权派横加迫害。胡适即由于陈述了蒋介石不懂法、动辄给人戴大帽子的事实，而被国民党政府指斥为“头脑陈旧”、“思想反动”和“言论败谬”，并受到“警告”。国民党当局还指使御用文人对其进行笔伐，攻击胡适“反对革命的哲学理论”，“反对革命的政治理论”，是“信着欧美民治主义的谬说”，“轻于感情用事，毫无理性已达极点”，（15），勒令其发邓行鸣金收兵，并由政府出面责成教育部发令，将胡适撤职查办。同年11月，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也以“人言反动”，“污辱总理”、“共产嫌疑”等罪名，将罗隆基逮捕拘留，并于1931年春撤销了其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职务。国民党一方面利用权势对人权派成员进行人身迫害，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消除人权派的言论影响。1930年7月，国民党北平市“整饬委员会”和天津市“整饬委员会”分别发出公函，对《新月》月刊以“时常披露反对本党言论”、“诟毁约法、诋辱本党”等罪名，勒令对其“严行取缔，以闭邪说，而正听闻”。并搜查新月书店北平分店，逮捕书店的店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几次严令全国各书店禁卖《新月》杂志，公告全国如发现这种杂志，即行“没收焚毁”。他们还特意将国民党头面人物所写的批判胡适的文章汇集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由光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对胡适“违反党义”、“污辱总理”的“罪行”进行集中、彻底的清算。应该指出的是，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人权派在一定时期内仍坚持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胡适遭受过种种打击之后在写给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信中仍表示，人权派的主张及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16）罗隆基则在被捕获释后的当日写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对国民党无视法律、残害人身自由的行径继续进行揭露和声讨。
    从上述人权派的出现、锋芒所向及国民党对人权派的态度等方面来看，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一种否定，人权运动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当然，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权派，其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实践也是相对立的，在人权运动中也确有一些反共言论，但从总体来看，不占主导地位，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相比，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人权派向国民党要民主、争人权带有一贯性，贯彻人权运动的始终。其前期言论之激烈不必赘述，即便是后期，在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以后，人权派虽开始软弱下来，但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对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仍持批评态度，在这之后出版的《新月》杂志第3卷第7、8、11、12各期中仍大量刊有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如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等，其火药味仍然浓烈；而人权派的反共言论只是在人权运动后期才开始出现，前期则只字未见，故不带有一贯性。人权派的反共，系阶级性质所致，出于必然，但出现于人权运动后期，又与国民党对其打击和压制不无关系。国民党的打击和压制，使人权派对国民党的态度逐渐软弱下来，为了与国民党有“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17）发一两篇反共文章已属必须，起码可以减轻压迫和打击，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这表明，人权派在后期开始反共，又带有偶然性。因此，同带有一贯性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相比较，不能不有主次之分。还应该看到，在整个人权运动中，人权派共发表了30多篇政论文章，其中98%是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只有两篇即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和《论共产主义》是指名反共的文章，如果加上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也只有三篇，但胡适此文并未指名攻击中共，而是在宣扬“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时，否定“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如此悬殊的数量对比，明显地反映了人权派的反共言论不是人权运动的主体部分。历史事实表明，人权派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实践，都是相冲突的。然而，人权派却把主要锋芒指向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即不表明人权派同国民党有什么特殊怨恨，更不意味着人权派对共产党的什么好感和同情，它是由国共两党当时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