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派活动的1929至1931年间，正是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并逐步统一全国的时期。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实行清党，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失去了公开存在的权力，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点燃了工农革命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仍是地方性的红色政权，革命力量尚不足以控制全国政权。而此时的国民党，却是掌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执政党，控制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风和民气。人权运动是由具有一定忧患意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发起的。国共双方在当时所处的这种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人权派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共产党领导的局部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人权派的视野里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人权派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权派与当政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诸多方面，归纳起来，基本有三：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追求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政治相矛盾冲突。人权派成员大都留学欧美，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胡适，已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视为最先进的理想追求，而牢牢地刻印在意识深处。然而，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现实却与他们的理想追求相去甚远。北洋军阀政权搞得中国满目疮痍，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也没有丝毫民主的意味。专制与民主形同水火，势难相容，人权派欲改变中国现状，实现他们所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便本能地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政治进行了一番攻击，而这一专制制度的制造者和代表者国民党，便成为他们攻击的实际目标。他们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而在没有平民政治的中国，是无法产生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制度的。（18）他们反复表示：“我们反对永久的独裁制度，我们亦反对暂时的独裁制度，”认为“要走上平民政治的正轨，根本要打一党专政的局面。”（19）并进而声明：“我们要向主张‘党高于国’、‘党权高于国权’的国民党，收回我们国民的政权。”（20）表明了他们与国民党的直接对立。
    第二，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与一党专政的不可调和。人权派成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文化氛围使他们身上遗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侨不出，予苍生何”等古之遗训时常鞭鞑着他们不甘寂寞的灵魂。多年的留学生活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这种靠自己的学识决断天下的使命感，因而人权派成员大都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然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把所有的民主派别排斥于政权之外，也不给其他非国民党人士以参政的机会。这样，人权派那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要求政治发言权，以自己的才干“治国平天下”的热望便化为泡影，他们的满腹经纶无处施展，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他们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为不满。抨击的执政者的不学无术，要求实现“专家政治”以挤身执政行列，是人权派参与意识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政治上的紊乱状况，根本的罪孽，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国家的政权，不懂行政的人，包办国家的行政”，并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21）提出要把中国的行政办得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22）“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23）他们视自己为“专家”，鼓吹专家政治，表明了他们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
    第三，两种文化观的差异。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国民党出于政治独裁和经济垄断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攻击共产主义，否定民主主义，诬蔑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使“人欲横流”，“四维护绝灭”，成此“今日禽兽般的世界”。（24）同时，大肆尊孔复古，鼓吹恢复儒家“道统”。主张复民族，首先必须恢复“中国魂”，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义谦耻”一类的“固有道德”，（25）奉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人权派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倡导者，他们大都参加或者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受西学的长期熏染，在文化观上不仅早已砸碎了孔家店，有些人如胡适甚至滋生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差异，使人权派在是非标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同国民党格格不入。如人权派以资产阶级“法治”为是，以封建主义的“人治”为非，而国民党则反之。对于国民党奉行的文化复古政策，人权派也大不以为然，在文化观上，他们不仅觉得没有复古的必要，而且认为中国“处处都保持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如此下去，非但“谈不到仁爱和平”，而且简直是“残忍野蛮”。（26）他们称颂新文化运动到现代中国之积极意义，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收世界的新文明。”而“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讲，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文化观的差异，成为人权派与国民党矛盾冲突的重要内容。
    总之，人权派与国民党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是现实的，实际的。前面曾经提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使人权派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人权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现实的障碍，而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与之尚未形成完全现实性的激烈冲突。因此，人权派的政治主张虽与国共两党均有矛盾，却把主要锋芒指向了国民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代来政治紊乱的现象，不在小民，实在中央地方政府。”（27）“一切罪孽，都在整个制度，一切责任，都在政府和党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