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深恐夷习流行，故大力倡议矫厉薄俗。为移风易俗，广东各县官吏遂于成化、弘治年间毁淫祠，兴社学。同时，陈献章、湛若水等名儒又致力弘扬道学。及至嘉靖元年（1522年），按察司副使魏校到广东，“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禁止火葬，令僧民还俗，雷厉风行，最为人所传诵，被称为“贤督学”（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贤督学》；参见科大卫《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载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29-134页。）。这种矫民厉俗的工程，在嘉靖年间达到高潮，正如《广东通志》所说：“成化弘治以来，白沙道学于江门，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大兴社学，以训蒙士，十郡一时兴起。”（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就以广东书院为例，其数在有明一代即以嘉靖朝最多（注：参见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24-40页。）。《广东通志·民物志一》的总结语，正好反映出士绅化民变世的理想：“由是观之，移风必自易俗始。吾粤之俗，昔号淳朴，淳朴之过而弊流焉。故敬狎鬼神，则受巫觋之欺……然提学得一魏校而巫鬼顿革……赞曰：世变风移，政由俗革，政之具臧，民曷敢逆。”（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
    明代士宦禁地方淫邪、辟佛道异端的工作虽遍及各地，但从士大夫的岭南观看来，他们在岭南的教化措施，除了秉承以儒家伦理化民成俗的理想外，也肯定有用夏变夷以革蛮风的针对性。
    “以家达乡”的儒化工程
    士大夫对地方教化的责任感，也反映了明中叶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失效的现象。本来自明初太祖先后颁行《大明令》、《御制大诰》、《洪武礼制》、《教民榜文》、《大明律》等积极推行里社制、里甲制和里老人等政策后，继位帝王都非常重视乡村教化。但明中叶时黄册崩坏，里甲废弛，地方礼学仅存，教法衰微。为挽颓风，地方官绅遂合力推行乡约保甲制，由家及乡端正地方风俗。
    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纲领的乡约，是北宋吕大钧的创作，后成为邻里乡党以劝善惩恶为目的并资信守而共同建立的制度（注：参见吕大钧《吕氏乡约乡仪》，载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其对明中叶以后的岭南社会还有儒化地方，并使之进一步同化于中原汉族正统文化的作用。在这方面，士大夫发挥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其实，早在明初已有地方士绅相与订定乡约，俾乡人信守遵行。如南海唐豫就在平步乡撰有《乡约十则》（注：唐豫：《乡约十则》，《广东文征》卷6《明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1979年，11页。），但明代乡约在嘉靖以后因官倡而进入全盛期（注：曹国庆：《明代乡约发展的阶段性考察--明代乡约研究之一》，《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8期。）。嘉靖八年（1529年）三月兵部左侍郎王廷相提出，备荒要务在恢复古之义仓制，贮粮于里社，以二三百家为一会，由社长社副管理。民间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乃是可寓保甲以弭盗，寓乡约以敦俗”。《明世宗实录》记“下户部复如其云，上曰此备荒要务，其如议行”（注：《明实录·世宗实录》卷99，嘉靖八年三月甲辰。）。户部遂题准每州县村落社首社正捧读明太祖“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里，毋作非为）及“教民榜文”，申致警戒。而嘉靖九年黄佐于广州著的《泰泉乡礼》，则成为后来地方推行乡约保甲制的重要范本。
    《泰泉乡礼》成书后，人们称为“医世良药”，尤为广东所重。时广东左布政使徐乾命工锓梓成帙，又令书坊刻印通行，但未及广被，徐已调升。番禺、南海、新会等县冠带耆民欧全、余昌、温宗良等遂以“乡礼兴而盗贼息，教化行风俗厚”，再请有司准行乡礼，仰各府州县乡等处挂论，严立乡约、乡校、社仓等，各家置取乡礼书一部，“俾其讲读，民皆知教，悉依礼式躬行，则风俗有转移之机，共享雍熙悠久之治。”结果，嘉靖十四年（1535年）正月，“广东右布政使李中举行四礼，札对府州县严立乡约。乡校、乡社、社仓、保伍，各具约长、约副姓名以闻。”并将《乡礼》依式翻刊刷印数部，遍发所属州县，每里各给一部，使之家喻户晓（注：《广东通志》卷40《礼乐志五·乡礼》。）。
    《泰泉乡礼》一书是黄佐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按其原序作者何摎所述，黄佐有感于广东风俗偷薄而有是著。他撰乡礼，乃为落实王道于基层社会。黄佐所修的嘉靖《广东通志》收录其乡礼后附论赞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于乎迩可远，固在兹哉。”（注：《广东通志》卷40《礼乐志五·乡礼》。）佐裔孙黄培芳的《重校泰泉乡礼序》也重申：“乡者家之积，礼行于乡，则王道备。”（注：参见前引〔日〕井上彻文，90页。）要广行王道，须行礼于乡。而乡礼的实行，也就是士大夫家族伦理向庶民世界的推广。
    黄氏为香山世家大族，对士大夫家礼当然知之甚详，奉之唯谨。翻阅黄氏族人的著作，可知黄佐乡礼的构想实有其家学渊源，也受其家族生活的影响。黄佐祖父黄瑜的“应诏六事疏”就曾揭举正身、正家、正礼、正乐、正赋税、正军伍等由身及家及国的六事，强调正身则天下治，正家则天下定，正礼则天下化，正乐则天下和，正赋税则天下富，正军伍则天下安（注：黄瑜：《应诏六事疏》，《广东文征》卷7《明二》。）。此疏表达了士大夫家族应为庶民表率，有教民、治民之责的理想。而香山黄族的齐家泽乡经验，也当为黄佐著《乡礼》提供了不少资料。早在嘉靖初年，香山黄氏已被誉为“士大夫秉礼亢宗，用夏变夷”的表率（注：王洙：《黄氏义田记》，载邓迁修、黄佐纂（嘉靖）《香山县志》卷7《艺文志七·文》。）。据谢廷举为黄瑜写的行状，瑜“讲习之暇，则修堂祠，营居室，凡椟主之制，祭祀之议，冠昏丧葬，必仿文公家礼行之”。任长乐知县时，“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觋傩载道，云驱瘴疫，公立禁止之，其风遂革。”（注：谢廷举：《明故文林郎知长乐县事双槐黄公行状》，载《广东文征》卷7《明二》。）其所著的《双槐岁钞》称颂洪武体天地之仁，禁民间水火葬等“胡俗”（注：黄瑜：《双槐岁钞》卷1，收于《笔记小说大观》14编，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后弃官还乡，徙居广州。据《黄氏家乘》，瑜子畿“捐己田七十亩有奇为义田，以赡族乡。”（注：高公韶：《粤洲先生黄公家传》，载黄培芳等纂修《黄氏家乘》卷4；另见吕柟《香山黄氏家乘序》，载（嘉靖）《香山县志》卷7《艺文志七·文》；又见前引王洙文。）畿子黄佐继父志，承买官地uu 义田祠，以祀祖合族。任地方官时，则“修书院，育人才，正士习，毁淫祠，行射礼，举节孝，立乡社，即猺獞子弟皆教之，风化大行。”隐居家乡时，黄佐增置义田，以赡族人。县志称佐“所至表孝义，居乡必为言于官”。后因“岭外风俗日侈，伏戎渐盛”，而“作乡礼以寓保甲之法”，“乡邦赖之”（注：祝淮修、黄培芳纂《新修香山县志》卷6《列传上·明》，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又见黎民表《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载黄培芳等纂修《黄氏家乘》。）。故乡礼之作可说是黄佐继承父祖之志，落实齐家化乡、为民表率的理想，并推而广之的事业。
    《泰泉乡礼》参照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白沙陈氏、宁都丁氏及义门郑氏家范、琼山丘氏仪节等立教以家为基的范本编成，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冠婚以下四礼为次；然后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等五事，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礼为一卷附之。正如日本学者井上彻所说，《泰泉乡礼》是黄佐等士大夫的修齐治平政治理念，也是宋以后以济世安民为己任的儒者对“礼不下庶人”原则的反动（注：前引〔日〕井上彻文，82页。）。他们认为礼宜普及于乡人，不以缙绅为限。黄佐等岭南士绅都有这种乡绅乡人文化一元观。其理想是儒家文化的广被天下，涵盖士庶。为了让庶人了解礼，故须简化其内容，乡礼的编撰目的即在此。所谓礼或仪节，就是正确的行为习惯，其对庶民的教化力量可能更强于抽象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向下灌输，故致力于与庶民沟通的明代士大夫常强调礼的普及。岭南官绅名儒如丘浚等就一直倡行家礼的普及，扩充教化的范围。丘氏的《家礼仪节》正为民庶之家而作（注：丘浚：《丘文庄家礼仪节原序》，载《丘文庄公丛书》，台北丘文庄公丛书辑印委员会，1972年。），他在其《大学衍义补》中列举“治国平天下之要”，当中就有“家乡之礼”（注：丘浚：《大学衍义补》卷49《家乡之礼》。）。
    乡礼虽有利国家治民，然士绅所着力的是他们自己对庶民的教化和管理，且以乡村为其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也因而得以树立其地方力量。《泰泉乡礼》卷1《乡礼纲领》开宗明义地勾画出乡绅与有司合治乡村的蓝图。但乡绅显然有一定的主动性，因一套由家及乡、以血缘结合地缘的文化网络亦须由士绅来建立。《乡礼纲领》卷首即言：“凡乡礼纲领在士大夫表率宗族乡人，申明四礼而力行之，以赞成有司教化。”这些在乡士大夫称为“乡士大夫”，也就是黄佐等归休于乡的官僚或士绅层。他们自许为乡民之首、有司的督责者，致力于教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