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氏的《广东新语》已记载岭南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毗邻而居，以及大小族皆有祠的现象。张渠于雍正年间宦粤时所作而于乾隆初成书的《粤东闻见录》也说：
    粤多聚族而居，宗祠、祭田家家有之。如大族则祠凡数十所；小姓亦有数所……大族祭田数百亩，小姓亦数十亩……吾乡乃邦畿之地，以卿大夫而有宗祠者尚寥寥无几，其尊祖睦族之道，反不如瘴海蛮乡，是可慨也（注：张渠撰、程明校点《粤东闻见录》卷上《宗祠祭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对宗族研究卓然有成的多贺秋五郎也指出，广东宗谱的编者特别重视有关祠堂的记载，谱中多附祠堂名是为粤谱的特色（注：前引〔日〕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の研究》，460-470页。）。可见粤人重族和建祠之风，已非官方礼制所能制约（注：关于这种违礼逾制的做法，参见前引常建华文。）。及至18世纪，聚族而居已成为华南社会的一般形态。所谓追远收族，可说是一方面以建立始祖权威来奠定家族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以确定族中成员来表明族人力量所及的范围。华南遂逐渐超越华北和华中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宗族和族产的集中地。
    到了19世纪，珠江三角洲已成岭南地区家族社会的核心。该区的社群以祠堂为中心，组成大量族乡社区和联族成约的乡际组织。家族文化也成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这套文化以家为基础，上追远祖为宗，外延扩大成族，再由家及乡地将血缘与地缘关系勾连起来。家族遂成为地方社会的支柱。这可说是儒家文化对岭南基层社会的浸濡，与岭南民间修祠造族工程的互动结果。明代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教化作用，以及明中叶“大礼议”问题对庶民建祠祭祖的影响虽是普遍的，但对岭南而言，有关影响还包括16世纪后的族群涵化。一方面，士大夫继续揭橥用夏变夷的理想，将汉族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儒家家族伦理向地方社会灌输，使岭南进一步汉化。另一方面，岭南庶民及土著族群也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创建家族传统、确立地权和地方文化的正统合法性。关于后者，近年学者已推论指出，在汉化的过程中，岭南土著产生分化。到了清代，上升为汉人者每自高身价，把汉化程度较低的小民称为瑶，水上人称为疍，并加排斥（注：Helen,F.Siu,"Where Were the Women:Rethinking Marriage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China,11:2（1990），p.52;前引Faure1996文，pp.44-46及Faure & Siu 书，"Introduction"及"Conclusion".）。一些族谱资料也显示族人忽瑶忽汉的暧昧身分。而在阶级分化和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疍民和瑶民甚至沦为那些大族新贵的佃户或世仆（注：谭棣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世仆》，载前引谭棣华书，54页；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239页。）。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汉化问题的Stevan Harrell曾说，族群是由族群成员、近邻族群及国家所界定的，在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须考虑彼此间的异同及互动（注：Stevan Harrell,"Ethnicity,Local Interests,and the State: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32（1990），pp.516-517.）。岭南族群涵化问题除涉及国家系统与百越民族间的关系、各族本身所建构的身分认同，以及不同族群间的竞争和分裂外，也关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现象。在这方面，岭南婚俗的特异性可说是族群涵化的一个例子。有学者推论说，汉人正统婚仪与岭南“不落家”婚俗的奇怪结合，可能是汉人与岭南土著长期互动的结果（注：前引Siu1990文，p.49。）。我的假说也指出“不落家”等婚俗，可能是儒家贞节观及岭南瑶、僮、黎等少数民族的婚俗与妇女的要求之间的一种妥协（注：参见叶汉明《妥协与要求：华南特殊婚俗形成假说》，《礼教与情欲：近代早期中国文化的后／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叶汉明：《地方文化的性别视角：华南宗族与自梳风习》，《主体的追录：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
    不过，这些长期互动的结果，要到18、19世纪才较明显。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少问题尚未有定论。本文只集中讨论16世纪的变化，所要指出的是明中叶士大夫以家族文化进一步汉化岭南的努力，同时点出这个时期也是当地庶民和土著社群造族工程的创始期，家族文化是他们为加强自身力量而挪用的文化符号，而造宗祠编族谱等制作则是他们提高自身地位的文化手段。一位学者在论辩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时说，我们要认识仪式等方化符号在平民百姓生命中的意义，在这方面，文化并非为士大夫所独尊。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体系，关乎各方面的互动、交涉、调适和折中（注：James L.Watson,"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s of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Lowell Dittmer &Samuel S.Kim,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81-82.）。岭南庶民族群的造族工程，就是他们主动参与中国家族文化和社会建构的重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