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兵与外卫的调动与指挥
    明中央长期设立的军政机构有两个，一是五军都督府，一是兵部。五军都督府的前身--大都督府在其设立之初“节制中外诸军事”，权力较重。（注：《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等。）明开国以后，大都督府权力仍旧，在调兵时它与中书省共同纳符请宝，奉诏执行。此时中书省中兵部的地位较低，权力有限。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中书省，提高六部地位，又将大都督府析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从此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同管理天下军队，具体分工是：兵部掌管军官选授，传布军令。五军都督府负责兵籍、战守、训练、俸饷等。不难看出，五军都督府和从前的大都督府相比，地位“渐杀矣”，而兵部“阴移”其权。（注：《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十七，转引自陶希圣等《明清政治制度》，1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洪武后期，朱元璋一度试图赋予藩王以地方军队的调兵权。他在《皇明祖训·兵卫》中规定：（自己百年后）朝廷调兵，必须由藩王传达调兵命令，没有藩王许可，将领不得发兵。其后，建文削藩与靖难之役的先后发生，二元调兵制度宣告破产。
    永乐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军都督府的权力逐渐“尽归之兵部”（注：《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五军都督府考。），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卫所管兵，五府领将，兵部掌调兵之令，皇帝总其大成。
    在以上三个时期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个时期（指永乐以后）。
    不管是哪一时期，都督府（包括大都督府和五军都督府）与兵部都无权擅自调兵，只有皇帝才有调兵权。洪武初期调兵实行符牌制。符牌有两种，其一为用宝金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出宝用之”（注：《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其二为走马符牌，铁牌金字（后改用金符），“藏之内府，有急务调发，使者佩以行”（注：《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在北边，由于用兵频繁，实行敕书制，即将领凭皇帝所发敕书调兵。永乐十七年（1419），“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于是以“勇、敢、锋、锐”等十六字编为勘合，“有事调发，比对相合，方准发兵”（注：《明会要》卷六十，兵三，调发。）。
    明洪武至宣德时期（特别是洪武、永乐二朝）国力强盛，边陲稍安，内政修治。此间卫所分驻各地，都指挥使分掌一方军政，“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注：《明史·兵志一》。）。自正统以后，明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北边等地便时时处于战备状态，并无“征伐”与“既旋”之分，总兵官从临时的大将、元帅变为一方固定的镇守将官。事实上，卫所制已向镇戍制转变（这一转变至迟自永乐初已开始）。到天启时期，明王朝一共设有21镇，它们分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注：参见拙文《明代标兵设立时间考》，《天津师专学报》，1994（1）。）在明代中后期，镇戍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兵制。（注：参见拙文《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南开学报》，1994（2）；《明代的标兵》，《军事历史研究》，1994（2）。）
    在镇戍制下，总督、巡抚、总兵等成了常设将领，在一定意义上说，已不存在“调动”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始终处于被调动之中。皇帝对督、抚、总兵等赋予了数镇或一镇的军事指挥权，特别是总督、巡抚，皇帝给他们的敕书中多有“听尔便宜行事”之语，就是说，当北虏、南倭发起进攻时，督、抚要调动所属兵马，组织抵抗。
    但是，“便宜行事”是极有分寸的，在皇权专制的明代，已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局面存在。不用说总兵，就连总督也要受制于科道、兵部、宦官等。当战事失利或边庭不守的时候，皇帝常以专擅、失机为借口，将总督治罪，乃至杀头。在这种情况下，督臣们便学乖了。隆庆时首辅高拱曾说：“（总督）责任本重，第年来议论太繁，追责太过，以致动而掣肘，人怀顾忌，所以事无大小必待奏闻，宁坐失事机，而不敢便宜从事，使人得议其后也。”高拱认为必须给总督以便宜之权，“事关大计，必须奏请；可以自处，径自施行”（注：高拱：《覆都御史李棠条陈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那么，究竟什么才算“大计”呢？首先，涉及战略布置的内容，必须奏请。嘉靖时期陕西总制刘天和请求将固原防线后撤，其疏上达以后，被皇帝交给兵科覆奏，兵科都给事中朱隆禧表示反对（后撤）。（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言事·佞幸建言可采》。）其次，有关镇戍制度方面，比如一镇分为几协，镇戍将领的增置等，一定由朝廷决定，总督不得自专。有关例证不胜枚举。再次，带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必待朝廷定策。如弘治十八年（1505）因土司叛乱，两广总督及太监、总兵等“会奏请讨之（土司）”（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万历六年（1578）神宗命令“蓟镇、宣、大诸边总兵官分统沿边官军出境外四五里烧荒”（注：《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七，万历六年七月壬申。），一度中断的烧荒之举稍有恢复。如果不是皇帝下令，诸将肯定不敢擅自出境，因为那样有挑起“边衅”的风险。除了上述几点以外，属于战术方面的指挥或防守性的布置等，总督“可以自处”。嘉靖二十五年（1546）蒙古俺答自宣府攻入隆庆，“总督翁万达发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注：王世贞：《北虏始末志》，《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一。）。事后翁万达当然要报告朝廷，但这类事情总督是可以自主的，因为不发兵抵抗就要束手就擒了。万历六年二月，神宗下令“其防秋、春汛非实在用兵及事体无甚关系不必渎奏”（注：《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二，万历六年二月丙申。）。也就是说，对于春秋例行战备等小规模军事行动可免于请示汇报。
    由于军情需要，明中后期不得不适当加大总督权力，明旨规定“虽（对）总兵亦许其先取死罪招繇（示众之意）”（注：毛伯温：《责成总督以靖虏患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九。）。不过总的说来，总督权力仍是有限度的，所以高拱等才疏请加大总督“自主”之权。
    总督之下，巡抚为一省或一镇文臣之首。在那些未设总督的地区，巡抚可与朝廷直接联系，“大者驿闻，小者案举（自处）”（注：《献征录》卷五十七，两广总督潘鉴神道碑。）。巡抚之下的统兵文臣便是兵备，他们听命于督抚。兵备之下还有府同知、通判等，负责一路的军、政诸事，明末也称为厅。
    以上为文臣指挥系统。此外还有直接统兵的武将，包括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基本制度是，督、抚、总兵直辖的兵马为标兵，副、参、游等亲统兵马为营兵，守备等（包括操守、守堡把总、提调、备御）所属兵马称守城兵，这些兵马（尤其是标、营兵）多依营建置。总、副、参、游、守诸将的统属关系是，总兵统参将，参将统守备，副总兵佐总兵，游击听命于总兵、巡抚。
    文武两套系统是互相联系的。明初总兵地位高崇，不亚总督。中期以后总兵与巡抚从制度上讲是平级的，二者略有分工，“凡城堡不修，粮饷不给，罪在抚臣；遇虏入寇，地方失事在总兵”（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九，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庚戌。）。可见巡抚侧重于城堡和后勤，总兵的责任是统兵作战。事实上，巡抚地位高于总兵，甚至可以指挥后者。（注：《献征录》卷六十三，右佥都御史赵钺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