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考古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对铭文的搜集和出版。乔万尼·巴提斯塔·多尼收藏的《古代铭文》于1731年经戈里编辑出版。戈里本人还出版了伊达拉里亚地区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铭文；莫雷利出版了有关论述铭文风格的著作。帕西阿尼公布了收藏在威尼斯博物馆的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铭文，而且为有关铭文提供了批判性的解释。(21)英国学者塞尔登对对帕罗斯编年史的校勘具有重要价值。格罗伊特也出版过一部古代的铭文集。(22)大量铭文的出版，不仅为人们校订古典文献提供了更多的参照，而且许多铭文系古代国家颁布，与政治事件以及政治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校勘古代文献和搜罗考古文物的同时，18世纪的学者们所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编纂大型工具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基奥拉提和佛切里尼。前者修订了当时流行的希腊语词典和拉丁语词典，后者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前后花了30多年时间(1718-1753)，最终完成了12卷的《拉丁语大典》(Totius Latinitatis Lexicon)。该书几经修订，至今仍是西方最为权威的拉丁语工具书之一。(23)
    二、法国的古史研究
    尽管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希腊历史是人类历史的微型版，经历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阶段，雅典也已经被描绘为商业、艺术之母，被比喻为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24)但法国人当时最为重视的，仍然是罗马的历史。启蒙派史学家中，孟德斯鸠写有《罗马盛衰原因论》，对罗马的扩张以及罗马衰亡的原因提出了有趣的见解。《论法的精神》中，有众多关于希腊和罗马政治、法律制度的讨论。伏尔泰、卢梭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古代历史，卢梭甚至把古代共和国作为自己理想国家的蓝本。德博福尔写有关于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著作，罗马的宗教、职官、制度，罗马公民的组成、公民大会的类型、元老院的功能等，都在该书中得到一定程度讨论。虽然作者自称受到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影响，但他对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仍持否定态度，认为平民在斗争中不知节制，造成了罗马政治的不稳定。(25)伏尔泰看重希腊人的天才，却抨击他们对政治领袖的迫害；他认为罗马人的祖先是一群盗贼，罗马人的爱国主义，是“将从其他民族掠夺来的东西带回分给所有的人，这便是强盗的道德。爱祖国就是残杀和掳掠其他人。但在共和国内部，却有着极伟大的道德”。至于罗马的灭亡，伏尔泰也有自己的立场，“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争取代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取代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这些蛮族无法战胜久经征战的共和国，却制服了在残暴、懦弱而虔诚敬神的皇帝统治下萎靡不振的罗马”。(26)这样看来，他与孟德斯鸠更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把罗马的衰败，归因于专制统治以及基督教。
    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曾写有《希腊史论》和《罗马史论》。在前一著作中，他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希腊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希腊人是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一旦看到他人受到僭主的奴役，便感觉那好像是自己的耻辱，必欲推翻而后快。(27)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历史的中心是斯巴达，它的政府是由莱库古创立的混合制。斯巴达的公餐制和对财富的鄙视，得到这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同情。(28)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如斯巴达稳定。“因为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坏的，而它恰恰是雅典的制度。这个共和国不可能从它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好处，而人民，因为易遭欺骗和贿赂，又拥有属于他们的权力，于是修改了所有的命令，做出了相反的决定。”(29)他的《罗马史论》分为两部，第一部叙述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历史，第二部讨论罗马的军队及其军事制度。该书很受英译者推崇，认为“我们的作者的理性似乎到处都受到良好感觉的激发，那不仅仅是人类普通的知识。民事和军事政策，罗马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和敌人，都得到了清晰的描绘；最后，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形象，得到了这位大师的描绘”。(30)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府的第一章中，马布里猛烈批评了君主制，认为它只适合那种人民已经彻底败坏、根本不需要爱国情感的国度。但民主政治更糟，近乎无政府状态。(31)关于古典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他几乎全盘接受了波里比阿的看法，把它界定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众统治制的混合，拥有了所有这些政体的优点。对一贯强调共和国的美德乃是节俭的马布里来说，罗马的灭亡与外部财富的流入有直接关系。但罗马共和国之垮台，主要是人民对权力的滥用。(32)
    德波夫在思想上属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派。他认为，希腊众多国家中，可能仅1/4对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有所贡献。对科学和艺术的关注，让他对斯巴达不抱好感。(33)他甚至认为，世人关于斯巴达的观念多有错误，“在古代的大陆上，再无任何民族比他们更贪婪，肮脏和不公。对他们背信弃义的畏惧，远超对他们勇敢的畏惧”。(34)雅典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贡献，让德波夫有关希腊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雅典的思考。正是雅典抗击波斯和斯巴达，才保证了希腊人的自由。但雅典人并不好战。他援引伯里克利的例证，证明雅典人宁愿花钱购买和平。(35)他可能是现代第一个为所谓人民领袖辩护的人，说他们最初实际是财政专家，演说在雅典为必须。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提尼，他也不乏辩护之词。(36)总之，对德波夫来说，雅典是文明的象征。
    法国的博学派史学有深厚根基，其代表是巴黎大学教授罗林。他的《罗马史》实际是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从罗慕路斯建城一直写到阿克兴之战。另一重要著作《古代史》从古代埃及写到古代希腊。此外，他还撰有《亚历山大大帝传》。(37)如果把三本书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从古代埃及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末年地中海世界的通史。他最主要的资料来自古代作家的记载，叙事大体平和。但他缺乏对史料必要的批判。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仍产生重大影响。提列蒙有关教会最初6个世纪的历史，实际是罗马帝国的历史。(38)像罗林一样，他的书因为属于对古代资料的摘抄，也记载了不少荒诞不经之事。卡特罗和卢勒虽然在其6卷的《罗马史》前言中自称会对有关古代作家的记载进行比较，选择相对可信的部分，并对早期罗马的某些传统表示了怀疑，但他们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叙事。不过他们也显示了博学派史学近代的一面。在序言中，他们详细介绍了有关罗马史的古代记载，并给出了倾向于采用李维而非波里比阿或迪奥尼修斯观点的原因，还利用部分铭文、雕刻和考古资料来补充文献的不足。(39)巴托罗米采用通俗手法，借小安那查西斯在希腊游历的经历，(40)详细介绍了古代希腊的历史、风俗和生活。虽然像博学派的史学一样，他们在史学方法上未必有多少创新，但对古代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