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福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和对英国政体的推崇，让当时正受到改革派困扰的执政者和保守人士感到相当欣慰，他的著作出版后因此相当受欢迎。该书的主要观点曾作为标准看法进入不列颠百科全书。(53)
    约翰·加斯特也希望从古代史这个智慧的宝库中，尤其是从希腊历史中汲取教训。他的基本结论是：幸福来自美德，痛苦源自恶行；行动与成功相联系，堕落则会加快衰落。(54)这本书的有趣之处，一是作者几乎完全根据自由的发展来给希腊历史分期，反映了18世纪英国人的独特视角。另一个则是作者选择的时间段，恰恰是他所说的自由逐渐被消灭的时期，即腓力死后到希腊被罗马征服。作者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详尽叙述了腓力之后到罗马征服之间希腊的历史，是近代第一部关于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史，是德罗伊森名副其实的先驱者。此外，作者虽然对希腊人的内战颇有微词，但对罗马的侵略政策也多有谴责。
    18世纪的英国正值殖民扩张时期，号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史，特别是共和国史受到注意，也在情理之中。近代英国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建立，让英国人乐意认同于共和时代罗马的扩张；17世纪以来马基雅维利影响在英国的增强，混合政体的共和主义理论在英国的流行，内阁制度的形成，议会中的党派斗争，还有罗马因财富大量流入造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商业对罗马自由的威胁，让英国人时常感到，他们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现。
    有了这个前提，英国人关心罗马史顺理成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该世纪的代表性作品。关于该书，学术界已经有众多介绍和评论，笔者只希望指出一点：吉本著作的出版和流行，固然与该书主题的选择、构思的精巧、独特的文风有关，(55)但与当时英国的文化与社会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已经出版了众多的罗马史，其中最早的当推辉格派史学家劳伦斯·埃查德的《罗马史》，其共和国部分就有五卷，(56)此后他又陆续推出关于帝国时代的著作，将其一直续写到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查理大帝的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延续。该书与罗林的《罗马史》都曾长期是英国罗马史的标准本。(57)霍克的《罗马史》(58)基础主要是文献，关注政治和军事，经济和文化几乎没有涉及。霍克同情社会下层，但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因此，他抨击罗马共和国的暴政，对格拉古兄弟改革寄予同情，认为元老贵族对土地的分配不公和霸占，引起了改革的发生。西塞罗等共和国的维护者遭到他猛烈批评，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的恺撒让他情有独钟。作者甚至认为，如果恺撒能继续执政，会恢复罗马共和国的原则，给普通罗马人民带来幸福。他对恺撒不加区别的颂扬，(59)在后来的蒙森那里得到了回应。
    戈德史密斯的《罗马史》也以传统的政治和军事为主线，共和国时代几乎就是罗马的扩张史，帝国时代则更像皇帝的家谱，从第一个皇帝恺撒一直写到第41任皇帝君士坦丁。有意思的是，他开篇就抨击古代人将自己与神灵联系起来、以掩盖祖先地位卑下的史实，但随后他有关罗马建城的叙述，仍然没有脱离维吉尔和李维的模式。他认为共和国到恺撒时已经灭亡，直接把恺撒作为第一个皇帝，而恺撒之所以要消灭共和国，是因为他炫目的能力和无尽的野心。帝国的覆亡，源自蛮族一系列的入侵和帝国的瓦解。这样看来，他的著作也并无多少创新，不过是把古代作家的记载加以整理，部分神话加以抛弃。(60)
    在18世纪出版的众多多卷本罗马史中，亚当·弗格森五卷的《罗马共和国的进程与终结》值得一提。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弗格森主张人类的制度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变迁，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制度，只能适应那个时代，不可能被生搬硬套到其他的国家和社会中。但这并不妨碍他研究罗马历史，因为那个民族的政治经验和军事行动仍有可以借鉴之处。(61)该书的核心是共和国后期的历史，全书五卷，其中四卷叙述共和国后期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内部冲突的历史。从第三卷开始，基本是恺撒到屋大维时代的历史。在有关帝制确立的讨论中，作者认为，罗马人民已经不具备统治帝国的能力；罗马的元老们也失去了他们祖先曾经具有的美德，贪婪不堪。因此，帝国需要一个主人。(62)共和国末期的罗马，由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大帝国，由于商业和经济的繁荣，早已不适合以共和国的形式存在。
    所以，弗格森批评了共和国后期所有主张改革、与元老院对抗的人物，认为他们的行动全部不合时宜，对罗马的稳定和财产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恺撒、屋大维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幌子，干着夺取更大权力、奴役人民的勾当。恺撒煽起了派别情绪，庞培只是想把自己变成贵族认为不可缺少的人物。这里我们多少看到了当时英国政治状况的回响：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激进派不断直接诉诸人民，向王室和掌权的辉格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国会，削弱王室的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声势。(63)弗格森显然担心，如果任由激进派继续活动，英国政体堪忧。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科尼尔斯·米德尔顿的《西塞罗传》。作者之所以选择西塞罗，是因为罗马共和国给每个具有美德的人开辟了上升的道路。这些富有美德之人的行为，犹如荒原上的花朵，值得所有后人模仿。在作者看来，西塞罗正是个不懈地追求美德、热爱自由的人。同时，由于西塞罗的一生与共和国末年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希望撰写一部西塞罗时代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西塞罗的传记。(64)于是我们看到，西塞罗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不仅与喀提林、庞培、恺撒等一系列阴谋家、野心家战斗，还要与克洛狄乌斯一类无法无关的保民官及其所代表的暴民抗争。就像当时的英国首相沃尔波尔，既要与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旧势力战斗，又要面对鼓吹改革的激进派的冲击。(65)作为一个掌权的辉格党的史学家，米德尔顿的目的之一，是对抗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改革潮流，为辉格党的宫廷政治辩护。(66)所以，他并不认为财富的流入、商业的发展、常备军的出现，成为共和国灭亡的原因；元老院的腐败，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任何责任，被轻轻略过，以免触发了当时英国人正因沃尔波尔政权的腐败而愤怒的神经。元老政治下平民的处境，以及士兵的土地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进入作者的视线。相反，罗马共和国灭亡的责任，被全部推给了罗马人民以及他们的代表保民官，意图当然是警告英国那些正在鼓吹改革国会的独立辉格党人：一旦人民掌权，国家灭亡不远。(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