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廷森林事件、苏联在二战中的政策等问题，一直是俄与西方、东欧相关国家“宣传战”的主题。2005年以来，西方和前苏联国家、原东欧国家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论，指责苏、德在挑起二战方面负有相同责任。2006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表1481号决议，认为共产主义苏联与纳粹德国都是极权主义体制，使数千万人受到迫害、镇压、流放甚至被处死；谴责20世纪统治中东欧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严重破坏人权：许多人死在集中营，或死于饥饿、流放、拷打、奴隶劳动等。(35)2010年1月25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5周年纪念日，欧洲议会主席称，苏军解放奥斯威辛并没有给波兰带来自由，而只是用一种极权主义取代另一种极权主义，波兰等国是1989年后才获得自由的，引起俄罗斯的愤怒。
    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布档案，证实1940年苏军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一万多名波兰官兵，并向波兰道歉，对此，梅德韦杰夫政府也已承认。但仍有俄学者认为这本是德国的宣传阴谋，未经严格调查，而只是抛出一些精心挑选的证言和伪造文件，苏联领导人也参与了造假。(36)1943年，面临苏联和英、美盟国的夹击，为使欧洲一致对付苏军攻势，德国抛出卡廷森林事件，增加波兰对苏联的敌对，(37)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德国的宣传导致苏、英、美军队和德军多伤亡好几百万人。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等人认定苏军枪杀了波兰军官；而西方利用该问题剥夺了俄罗斯的盟友，促使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
    苏-德密约也是俄-波关系中的敏感问题。1989年12月2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虽未发现苏-德密约原件，但判断该密约确实存在，它是在对苏联非常不利的国际局势下签订的，但是背离了列宁的外交原则，“与第三国的主权和独立矛盾”，也未反映苏联人民的意志。(38)但是，面对相关国家的宣传攻势，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变化。2009年9月，在纪念二战爆发70周年之际，波兰及西方认为，苏联间接挑起了二战；俄罗斯指责西方负有更大责任：英、法等推行卑劣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突破《凡尔赛和约》束缚，玩弄慕尼黑阴谋等；并公布档案，证明西方曾推行亲纳粹政策。(39)
    二、“反俄阴谋”论的根源和影响
    “反俄阴谋”论的产生根源较为复杂。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俄罗斯)的历史经历了急剧演化：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车臣战争、“库尔斯克号”沉没等，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蒙受巨大苦难。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急剧衰落，国民体会到了巨大的挫败感，这种强烈反差使其难以适应。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的终结并非是热爱自由的公民的胜利，而是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成功”，国家衰弱是因为西方剥削俄罗斯的结果。(40)将一些困难完全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反俄阴谋，乃是一种心态失衡、丧失信心的表现。
    一些人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强调西方对苏联的遏制、孤立、削弱，特别是美国战略家、情报部门在“冷战”中运用了许多秘密战术，而苏联显得毫无防备、很无助。苏联解体后，有人认为，战胜苏联的并非苏联本国人，而是美国人。B.施罗宁将军认为，任何智库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的任务，其幕后有一个专业化的、经验丰富的策划团体。(41)这些观念一度非常流行。
    因社会剧变、灾祸降临、或爆发重大事件、俄罗斯-西方关系转折时(如车臣战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俄-格战争等)，都伴随着“反俄阴谋”论。社会心理脆弱，迫切需要弄清真相，寻求出路，而阴谋论有其传播“优势”：观点耸动、骇人听闻，片面寻求、简单化地论证特定历史事件与阴谋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容易产生影响。
    其次，1991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曲折、不成功的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西方政策的受害者)，也是导致“反俄阴谋”论盛行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西方继续打压俄战略空间，争夺其势力范围，削弱俄罗斯、损害其根本利益(支持车臣分裂派，试图在高加索、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挑起“颜色革命”等)，使俄罗斯的民族感情、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反俄阴谋”论源于俄罗斯-西方互不信任，是双方政治、军事对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此同时，俄罗斯似乎越来越丧失安全感，对诸如西方间谍、国内维权派的活动非常警惕；高加索、中亚新独立国家与西方、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也常常被视为“反俄阴谋”的体现。
    第三，“冷战”政治文化的影响。苏联的意识形态曾认为，帝国主义阴谋搞垮社会主义苏联；当代的“反俄阴谋”论并非苏联时期的简单复活，但存在某种联系。如果说“冷战”就是某种惯于运用阴谋的“秘密战”，那么，互不信任和敌视在当代仍然延续--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显示出这种惯性。
    第四，“反俄阴谋”论是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与俄罗斯政治趋势存在互动关系。在“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互相诋毁、丑化对方，而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又走向另一极端，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反苏、反共、亲西方言论，全面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亲西方派在俄罗斯占上风，是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势力上升，公众舆论发生转变。因此，“反俄阴谋”论在俄罗斯承担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方面，可以凝聚社会、团结国民，使政府加强执政能力；消极方面，可使俄政府轻松控制社会舆论，甚至转嫁危机。以两次车臣战争为例，舆论倒向直接关乎军事、政治行动的成败，其后果真有天壤之别。“反俄阴谋”论是对过度亲西方倾向的反弹，抑制了俄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可重新整合俄政治生态，实现本土派与西方派之间的平衡，回击西方的宣传攻势。或许，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反复之后，俄罗斯对西方和外部世界的态度会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