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特点
    这个时期经济领域思想解放与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相比，表现有所不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以及理论界，对这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从领导到群众，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理论工作者，在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方面，都有一种紧迫感，都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认识、这种思想，在对上述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的看法就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且，这些一致、统一，不仅仅只是在正确的方面。
    其次，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直接针对的是“四人帮”的错误论调，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遇到的阻力和遭到的批评较小。“四人帮”在这四个经济理论问题上都有一套错误的论调，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就是针对这些错误论调开展起来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冲破重重限制，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人们的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不仅仅表现在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哲学领域，在经济领域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对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平反，使“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歪曲开始得以有针对性的驳斥和清算。与哲学领域相比，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直接针对“四人帮”，是随着揭批“四人帮”的运动的深入而展开的，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为标志的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则是针对“两个凡是”。它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对“两个凡是”发起冲击。两相比较，前者的针对对象“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他们专横跋扈的时代已成过去，后者针对的对象是坚持“两个凡是”者，他们正在台上，他们可以允许并大力支持人民对“四人帮”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但却不能容忍这种批判触及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也允许人民解放思想，但却无法容忍思想解放到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正由于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批评，从而在当时的思想界、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由该文而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后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淹没了先它而发的由经济领域掀起的思想解放的初潮。
    再次，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表面上虽没有针对“两个凡是”，但实质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地引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语录，作为作者的立论根据。如《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论述按劳分配的原则一大段话，又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仅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就引用了九处。这个现象说明，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言论仍十分谨慎小心，不得不处处打着革命导师的旗帜，不得不引用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以防被人揪住辫子，抓住把柄。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分量的经济理论文章都如此，大量引用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但在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时，则又多是引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论述。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论述批驳“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也就是拿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否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些文章表面上看都没有违背“两个凡是”，但实质上是在反对“两个凡是”。尤其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后，紧跟着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一些人就更加明白了这些理论文章的实质和真正目的，所以，1978年5 月17日，这两篇文章被点名批评。
    最后，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不可避免留有时代和历史痕迹。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两个凡是”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人民的思想解放是一步步前进的，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思过去失误、提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新思想的同时，也不能不留下历史和时代的印迹。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在思想的不断解放过程中，经济开始了恢复和发展，多年来没有改善的人民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在改革和开放方面的尝试，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