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虽然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仍不放弃其专制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为了在大后方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共南方局在领导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过程中，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就。过去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很少，本文拟对此作点专门探讨。
    一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表现种种
    10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对中共实行残酷军事围剿的同时，对革命文化则实行严酷的文化围剿，严厉查禁进步书报，捕杀进步文化人士。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开放政策，人民的言论出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原来顽固反共反人民的文化专制政策有所松动。如有限地放松文艺检查，放弃对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的通缉和迫害，下放出版检查权等。这就使得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日书刊、文化团体、文艺作品、救亡宣传等，都出现了此前少有的繁荣兴盛局面。然而好景不长，自1938年春起，国民党又开始收缩了刚刚有所松动的政策，重新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这主要体现在：
    颁布一系列反动法规。1938年3月， 国民党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开始查禁抗日书刊，同年7 月专门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20条，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审查“成书”改为审查“原稿”，强调对“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的所谓“反动言论”，必须加以查禁。1939年12月又颁布了《战时新闻检查惩罚办法》，1940正式发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加强对新闻舆论、书刊杂志的控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更露骨的文化专制政策，为此，又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削处不准“开天窗”，不准注明上省、中省、下省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之符号。这表明他们既要摧残和砍杀革命文化，又害怕读者的抗议和愤怒。此后，为了贯彻反动的“文艺政策”，国民党又先后于1943年发布了《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 《国民党文化运动纲领》， 1944年颁布了《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1945年发布《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国民党凭依这些反动法规，对革命文化进行扼杀和摧残。
    设置反动文化机构。早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国民党就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广州、武汉失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更赤裸裸地实行高压政策。1939年2月， 国民党特在陪都重庆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查禁进步戏剧电影及演出活动。后来又借口“履行思想领导责任”、 “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 于1941年2 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以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为主任委员，潘公展、洪兰友为副主任委员，林紫贵为秘书，华林为总干事。“文运会”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中央“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广东、江西、湖北、甘肃、四川、陕西等省成立分会，以便从中央到地方实行文化专制。
    制订反动的“文艺政策”。1942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广泛传播，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为了抵销《讲话》精神的巨大力量，“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又进一步加紧其文化专制，特别是加强反动的思想统治。经过一番酝酿，以国民党“文运会”名义于1942年9 月在重庆创办了《文化先锋》杂志。张道藩在该刊创刊号抛出由他撰写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把被国民党当局歪曲了的“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也即为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服务。文章明确提出文艺创作的所谓“六不”与“五要”。所谓“六不”是：（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五要”是：（一）要创作我们的民族文艺，（二）要为最苦难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张道藩这个“文艺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把国民党自20年代以来的文艺法令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法西斯化。所谓“三民主义文艺”、“民族文艺”，其实质就是只准写生产共济、不准写阶级和人民文艺，只准歌颂国民党而不准暴露国民党的黑暗，在抗战中不准有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并以此绞杀抗战文艺与人民文艺。国民党“文艺政策”抛出后，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赶忙撰文为它吹嘘、捧场。《文艺先锋》辟专栏进行所谓“文艺政策”讨论，《中央日报》、《中央周刊》也接连发表文章予以鼓吹。
    按照反动政策法规，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和扼杀。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6月，禁止书刊9600余种，而且1941年至1942年间， 这种摧残更趋严重，仅重庆地区被查禁的书刊就有1400余种，被禁演的剧目有110余种。1943年被查禁的书刊又有500余种。中共“所影响的杂志，多被当局籍故取消出版证”（注：《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这便使得1941年成为“文艺界消沉的一年，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的寒流冲散。”如重庆“在整个的一年中仅《抗战文艺》出过两本，《七月》出过两本，《文学月报》出过三本，《文艺阵地》出过三本，因此普遍的发生着书荒。”（注：参见1947年现代出版社刊印《中国抗战文艺史》。）进步报纸也同样遭受扼杀，如由郭沫若任社长的著名的《救亡日报》在皖南事变后即被封闭。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40年12月直1941年5月被砍稿件达260篇，被删节150次， 使其几乎无法照常出版，从1941年2月起被迫改为每天只出半张。
    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对进步文化团体，国民党先是实行拉拢手段和高压政策并用，如对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三厅”），先是笼络，暗示如按他们的意图开展工作，可拨一个军的经费；后见笼络无效，便从经费上卡脖子，令其收缩规模、减少编制。随着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政策重心的转移，则对进步文化团体的摧残压制更严重。特别是对重庆和桂林这两个抗战文化活动重点地区，更是严厉防范。如1939年7月和1940年2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和国民党中统局分别发出密函，要求对重庆、桂林以及昆明、成都等地的“左倾文化团体”“严密注意、切实防范”或“严予取缔”（注：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422、427页。）。这时不但郭沫若主持的“三厅”被解散，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10个抗敌演剧队也被国民党解散了5个，4个抗敌宣传队被解散了三个，连孩子剧团也不能幸免，幸得周恩来、郭沫若等果断决定，将其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才得以保全这些革命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