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后方进步文化界同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不能不领导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可以说，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过程，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文化运动领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决定并保证中国抗战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过程。
    抗战初期，利用国民党对抗战文化的控制暂时有所松动的条件，中共领导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以文艺为武器，“用笔来发动民众保卫祖国”，打击日寇野蛮侵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三厅”和“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它的文化专制政策，所以共产党也同时领导开展了反文化专制的斗争。如通过舆论和国民参政会等合法场所，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查禁救亡书刊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推迟或减少某些检查。中共南方局成立后，随着1939年1 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其反共逆流的到来，和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界检查、压迫的逐渐加剧，文化专制行为的日益严重，这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也就更为激烈。这主要表现在：
    1.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1940年4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界拼命制造各种开倒车的复古运动和阻碍一切进步的、对抗战有推动作用的思想文化发展的恶劣行径。并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文化运动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号召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必须共同反对倒退现象，反对政治上文化上的开倒车；要求实现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决议中关于言论、思想、出版自由的条文，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和禁止的法令。同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共产党员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动员各阶级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国统区文化运动。1942年2月7日，《新华日报》又发表《论文艺界的动员》的社论，历数了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化界造成的诸如出版沉寂，文化活动缩减等种种恶果。强烈呼吁负责当局检查文稿作品时，必须在抗战所许可的范围内给以较多的写作自由，取消那些无谓的限制。社论还号召文化界人士认清自己的岗位，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韧，忍苦耐劳，发扬“西伯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传国语，孙子编兵法，司马著史记”（注：《论文艺界的动员》，《新华日报》1942年2月7日社论。）那种从艰苦困厄中奋斗出来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愈战愈奋，将全部精力贡献于坚持抗战所急需的文化动员工作，向胜利的前途迈进！1944年4月 16日，《新华日报》在《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的社论中，再次指出文艺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花园中才能茂盛地开花与结实，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给予作者言论、思想、著作、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大后方文艺界在举行各种纪念会、座谈会中，也多次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要求当局给予思想、言论、创作、出版自由。
    不少作家还撰文强烈谴责国民党对文艺的干涉政策。如欧阳凡海以吴往为笔名撰写的《关于“文艺政策”与“文艺武器”论》一文，就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性的对文艺的干涉”；以群也撰文指出：“以政治的权利从外面限制作家作品”，是“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抨击国民党“文艺政策”扼杀进步文艺的反动实质，并断定其必然破产的结局。许多作家还以文艺作品来谴责和抗议国民党剥夺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专制政策，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例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就是茅盾所称赞的冲破国民党禁锢的“第一声号炮”，“这虽是一个历史剧，然而有百分之百的现实意义，是适当其时的‘爆炸’，是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在黑暗深沉中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注：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1946年9月。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实际上也是对使“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的蒋介石政权的反击和抗争。
    当时还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活动和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寿辰举行集会，鼓励文化人努力开展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例如王若飞在《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一文中，就曾特意引用了茅盾在一篇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我们尤其决然反对青年们闭了眼晴忘记自己身上带着镣锁，而又恣意讥笑别的努力想脱出镣锁的人们。”（注：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第368页。 ）以激励人们认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勇敢地去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坚决地去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作斗争。
    2.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
    张道藩炮制的“文艺政策”出笼后，大后方进步文艺工作者就从各种角度上对其加以抨击。1942年9月27日， 《新华日报》刊登苏黎《鸵鸟》的文章，即这样讽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当驼鸟遭到追捕，无法脱身的时候，便纳首于草丛石隙中，双目一闭，泰然自得，以为天下从此无事。”谴责国民党的反对写黑暗的“文艺政策”就是“逃避现实”的“鸵鸟主义”，其目的是“置文艺于死境”。文章并指出：凡是嚷嚷“不准描写黑暗”的论客们，既非文艺作家或批评家，“倒全是于文艺无缘的”（注：参见苏黎：《鸵鸟》，《新华日报》1942年9月 27日。）。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是其官僚政客炮制出来的，是为其法西斯统治服务的。文章虽寥寥几百字，却犹如投枪匕首，攻势凌厉，击中要害。郭沫若和茅盾也发表文章尖锐批判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反动“文艺政策”。茅盾说：“现在这世界，到处展开了善与恶的斗争，前进与例退的矛盾，光明与黑暗的激荡，这就是现实。单单挑出一面来写，就非现实。所以一部文艺作品而要反映现实，就不可能舍一取一。文学作品正要表现出善与恶如何斗争，前进与倒退如何矛盾，光明与黑暗如何在激荡。然后能发生教育作用。”（注：茅盾：《从百分之四十五说起》，《中原》第一卷第4期。 ）而“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官方文艺政策，给作家们在下列二途选择其一：如果不愿闭目扯谎，那就只有回避现实。当然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搁笔。”（注：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第一卷第1期。）郭沫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中的《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注：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1943年《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这些论述都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文艺政策”的荒谬性，肯定了文艺作品既要歌颂光明又要暴露黑暗的必然性和合理性。1943年10月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文艺界原准备开纪念会，因国民党的阻挠而未开成。于是大家便转而写了大量文章纪念鲁迅，这些文章也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如有的文章指出，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是一种怪论，任其下去必至是非不分，曲直不明，阻碍文艺的发展。进步文艺工作者还纷纷召开文艺座谈会，对反动的“文艺政策”进行抨击。如以群在重庆和光末然在昆明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中就有许多人非常气愤地批评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在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程中，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也结合学习《讲话》，发表文章深刻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对阵：你吹捧你的“文艺政策”，我宣扬我的《讲话》精神；你叫喊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要为全民服务，我宣传“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你不准暴露黑暗，我宣传“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针锋相对，阵线分明，从而使《讲话》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强大理论武器，贯彻《讲话》精神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最有效方式。
    3.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尽管遭到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和摒弃，但它仍竭力施行。因此，南方局还领导进步文化界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巧妙抵制。
    为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书报检查制度，重庆进步文化界多次呈递请愿书等，要求国民党废除新闻书报检审制度，并于1944年5 月公开发出《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不无愤慨地指出：“七年以来，言论、出版、学术研究、戏剧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实至繁且苛”，“许多翻译名作，学术专著，以及描写战时现实或过去历史之文化作品，虽绝无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及妨碍国家民族得益之处，亦均在‘不合国情’、‘不合国策’或‘不合抗战要求’等等笼统批驳之下，遭受禁止出版并扣留原稿，致使作家深感动辄触禁之苦”。《意见书》明确提出：“我们为民族前途计，也为文化前途，特请求政府根本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注：《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3页。）。同月，洪深、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姚蓬子等78名文化人士又联名发出《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书刊，干涉演剧。”（注：《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请愿书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当然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答应这些要求的。到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8月31日，重庆《中华论坛》、《宪政月刊》、 《民主世界》等八家杂志社代表又开会，认为战争已结束，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函请国民政府明令废止， 并从9月起自动不再送审，以抵制图审制度。此消息一传出，成都及外省市不少新闻出版及文化团体纷起响应。同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又发表时评，概述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实行原稿审查制度的法西斯罪行和恶果，号召“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大后方新闻出版界发起了一个强大的拒审、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宣部不得不宣布从10月1日起， 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这时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但国民党被迫废止书报检审制度，却是中共领导大后方进步文化界自抗战以来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多年来反文化专制斗争的重大胜利。
    4.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
    没有可观的进步文化队伍，就没有足够的斗争力量。所以要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更有力的斗争，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中共南方局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三厅”）这两大团体为基本队伍，大力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在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后，南方局又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所处的合法地位，广泛团结和包容进步文化人士，以时事宣讲、文艺讲座、国际问题讲座，新史学讲座等学术活动方式，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统治，广泛开展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不仅在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加强队伍建设，还注重在科技人士中开展工作，先后建立过“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民主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社”），以团结和吸引科技界人士积极投入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南方局还特别注重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甚至安全保障方面关心和爱护进步文化人。如皖南事变后对处于白色恐怖中的进步文化人实行安全疏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滞留香港处境险恶的文化人实行秘密大营救，对贫病交加的作家发起筹募援助运动等。通过这多方面的努力，将大批进步文化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大大增强了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力量。这是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斗争成果的力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