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作战重心，经历了由华北转变至华东的演变过程。以淞护会战的全面展开为标志，改变了以华北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战略格局。正面战场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转到了华东，东战场由此上升为主要战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发生的，又是经过怎样的作战过程而形成的？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如何评价中国统帅机关在这一重大变化中战略指导之成败得失？长期以来，海内外史学界中对这些问题存有颇多歧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在台海两岸的中国史学界中，对这一史事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论断。吴相湘教授的名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和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御侮》等论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陈铁健教授主编的《从内战到抗战》等论著，其中有关篇章似可被认为反映上述两种不同见解的代表作。笔者近几年先后于上海的《军事历史研究》和北京的《抗日战争研究》著文，就这一史事的研究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而赞同者和商榷者的文章亦多颇有新意。本文拟在前几年讨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论析，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确定的战略作战方向
    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开战之初，把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和战略防御重心置于华北，而把华东和华南沿海一带作为战略作战的箝制方向和次要战场，这是抗战当初军事战略和作战部署的重要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既立足于对日本侵华战争战略企图和战略态势的全面估量，也是抗战开始前后南京军事当局关于抗日作战既定构想的具体体现。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首先是在华北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觊觎华北的必然结果；而在中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无可替代地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地区，炮制伪满傀儡政权以后，其侵略矛头遂集中指向华北和内蒙。《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和《何梅协定》的成立，为夺占华北和内蒙打开了大门。对于日本的战略利益而言，占领华北和内蒙，既可巩固其在伪满的统治，又可为尔后北攻苏联、南取长江南北奠定强大的战略基地，因此志在必得。日本的这个战略构想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确立。日本参谋本部于1936年5 月根据其国土狭小、人口不多、资源贫乏、兵员不富而难以支持长期战争的特点，以及要力求避免国际干涉和准备对苏作战的考虑，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 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陆军省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对华北作战计划》，对作战方向和兵力部署作了如下规定：“在对华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二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注：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抗日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这一计划虽然对于华东京沪杭地区的作战置于重要地位，但是其用兵重点和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显然是置于华北地区。
    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倾注主力于华北战场，以此作为战略突击的重点，其直接目标为夺取华北，作为尔后南攻北进的战略枢纽。为配合华北主战场的作战，日军也积极准备在上海、青岛等地进行牵制性作战。1937年7月29日，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和上海附近进行作战。”（注：[日]《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二），第25页。）并且要求中国驻屯军必须“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202、211页。）
    同年8月初日军占领平津后，其作战计划略有改动， 但以华北为主、华东为辅的战略计划并无改变。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帝国务须迅速对河北省内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领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在（华北）会战期间；对青（岛）、沪等地侨民的保护由海军担任；除非情况万不得已，不派遣陆军部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01-202页。）。同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修正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在保定、 沧州地区与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会战，时间预计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作战界线大体确定在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7页。）。
    在日本陆军准备向华北发动大举进攻之时，日本海军也在上海跃跃欲试，然而陆军当局则并未同意立即出兵上海，而在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中，上海也并未视为对华作战的主要方向。8月4日，驻上海的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海军当局要求向上海逐次派遣特别陆战队，海军“军令部答称：今宜慎重，视形势发展再作考虑。”（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同月9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次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陆军出兵上海，陆军当局决定调遣2个师团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以两个师团编组上海派遣军，其任务是“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要线”（注：《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第344 页。）。但是，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依然指向华北，并未因进攻上海而转移方向。8月31日，日本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8个师团、1个旅团和关东军4个旅团，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使用于向华北腹地的进攻。为了集中兵力于河北、察哈尔境内进行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同时取消了原定以1 个军的兵力进攻青岛和山东半岛的计划。这时，上海派遣军已陆续在淞沪地区登陆与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当时其总兵力还不及华北方面军的五分之一。显然，以全盘战略态势而言，华北是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
    中国军事当局对于日军的华北为主，华东、华南为辅的侵华军事战略部署是有明确认识的。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制订的1936年和1937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已明确判断一旦大战揭开，日军的战略重点必将指向华北，淞沪地区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方向，并分别提出相应的作战方案。七七事变揭开全国抗战的战幕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于7月下旬起草抗日军事战略方案，经8月间南京国防会议讨论确定。8 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战区划分和军力部署从总体上作出了全面的规定和部署。这两个文件对日军战略企图和作战方向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认为日军将在或极有可能在以下五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一、平汉线北段平津至保定、正定一带，二、平绥线东段晋察绥边沿地区，三、京沪、沪杭两线和长江下游京沪杭地区，四、胶济线东段青岛、历城一带，五、陇海线最东段海州至徐州一带。至于闽粤沿海方向，日军将以海空军进行骚扰，而陆军登陆作战则暂无可能。
    南京大本营进而认定，日军将以主力使用于华北地区之作战，指出：“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并且，十分强调平绥沿线和山西地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平线路为第二战区（晋察绥）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第二战区则为“华北惟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 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据此，南京大本营确认：全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河北、山东北部、河南北部）。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山西、察哈尔、绥远）。”（注：国民政府大本营《国军战争指导方案》（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12页。）
    国民政府统帅机关关于战略计划、作战方向和主要战场等问题的上述决策，并非像有的论著所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相反却是在战争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内得到了贯彻和实施。这可以从军事力量的部署、武器装备的配置和战场态势等几个方面得到论证。南京军事当局为保证华北主战场作战的必要兵力，决定将全国第一线兵力的一半调集于河北方面。当时，代表蒋介石主持全国军事常务的军政部长何应钦，8月7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的报告中陈述：“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 ）同时决定空军主力亦集中使用于华北。“中央空军，亦已全部准备出动，并已与闫（锡山）主任商定，以太原为根据地。”（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 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关于武器弹药的配置也体现了华北为主的方针，军政部将存储的可供全军6 个月之用的弹药，“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屯积三分之二，江南屯积三分之一”（注：何应钦《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1937年8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1页。）。中国军事当局在平汉和津浦北段， 平绥线东段和晋东北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至8月下旬调集的主力有第一、第二、第六、 第七、第十四等集团军和第八路军、第十三军等部。南京军事当局准备在平汉北段集中主力一部，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攻击。在平绥线以南口为旋回之轴，固守南口、万全之线，向赤城、沽源之线发动攻势，并厚积兵力确保晋东北。对山东半岛则力求缩小对青岛的围攻线。在这同时，淞沪战役也已经开始，但在战役起始时使用的兵力不多，还不及华北战场的十分之一。上述情况说明，当时中国军队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华北战场，淞沪之战是处在战略的次要方向上，作为牵制性作战而登上抗战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