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帅机关把战略重心转到华东，是否改变了日军战略作战的方向，造成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利态势？有的论者认为：淞沪会战迫使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攻略全国的有利的作战方向（如象元军对南宋、清军对明朝），改变为“由东向西”的不利的仰攻态势，使中国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得以从容地部署持久抗战的格局。蒋纬国将军在《抗日御侮》的绪论中写道：蒋介石“在野战战略指导上，当战争爆发之初，即诱导日军作战指向错误方向：八一三于淞沪集中国军精锐，采取攻势，迫使日军追随国军行动，改变其作战线由北向南方向为由东向西方向。因此中国获得换取时间之空间，……在大后方建立持久抵抗战力。”（注：蒋纬国：《〈抗日御侮〉绪论》，《抗日御侮》，第1卷第3页。）然而，证之于当时战局的实际状况，这一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从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的作战情况考察，笔者认为，当时南京统帅部并无从淞沪地区通过主动的作战行动来“引敌西进”的迹象和意图，相反倒是表现了步步为营、节节抵抗，“阻敌西进”的强烈意图。这可从战局发展的以下基本状况获得佐证：中国军队在上海东北郊以不惜任何代价，用阵地战对抗日军西进和北上；当大场陷落、淞沪战场左翼阵线完全崩溃时，中国军队仍不主动西撤，而依然要死守苏州河南岸；当日军在上海右翼杭州湾北岸大举登陆以后，仍未当即决策西撤，而是调动部队阻击敌军西进；在长江航道，当沪战开始时就调集大量船只和沙石，自沉江阴航道，旨在堵塞航行，阻止日舰西进江阴以上，等等。这一切无不说明南京当局的企图全在于“阻敌西进”。如果蒋介石当时就有明确的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为“由东向西”，使敌溯长江西攻，那么，中国军队上述一系列作战行动是不可思议的了。
    淞沪会战的结果，也并未把日军的战略作战方向改变为从上海和长江口西向武汉仰攻。日军从上海西向攻下南京后，前锋即止于安庆以东。这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两大战略集团的态势是：长江以南的华中方面军占领了上海、杭州、南京、芜湖这四点之间的地区；黄河以北的华北方面军占领了包头、太原、安阳、德州四点之间的地区，前出至西自包头以东、东至济南以北黄河右岸。日军下一步的战略企图并非“由东向西”直攻武汉，而是要打通同蒲、津浦西线，攻夺临汾、徐州两地，控制徐州、开封、郑州、洛阳这个在战略上最富机动的地区。然后，或南下武汉，夺取华中；或西窥潼关，进击西北。正是在这个战略企图下，日军在1938年2、3月间发起晋南之战，攻占临汾；同时于津浦线，南北对进，并发起鲁南战役。5月间又进行徐州会战，攻占徐州和开封。
    徐州会战后，日军统帅机关遂准备夺取武汉。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和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企图在攻占郑州、洛阳后，南下武胜关直攻武汉，会同沿长江西进的日军夺取武汉。中国军事当局下令炸开花园口附近黄河大堤，中牟、尉氏以东尽成泽国。日军前进路线被阻，由陇海路西进夺占郑州、洛阳，以及由平汉路南取武汉的企图，均无法实现。从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因兵力不足，又受华北游击战争的牵制，亦无力南下。日军乃不得不改变作战轴线，决以主力溯长江两面西上进攻武汉，一部越大别山区向南助攻。上述战局演变过程说明，日军最终选择的进攻武汉的作战路线，并不是由于中国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主动诱敌所造成的。
    有的论者断定，要避免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直攻武汉，把中国纵切为东西两半局面的出现，就必须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引诱日军主力到华东。然而笔者却认为，如果中国以足够的主力部队使用于华北，控制平绥、同蒲、正太诸线，掌握冀、察、晋、绥四省之枢纽，这对保卫中原和武汉比以主力集中淞沪更为有利。这样既可撼平津日军之背，又可屏障山西；山西是中原腹地的天然屏障，确保山西可对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作战构成侧翼的严重威胁。日军在未占领山西以前，是不敢贸然南下，直取武汉的。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犹如户破堂危、唇亡齿寒，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
    对开辟淞沪战场为主战场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都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战略决策，是与以四川和西南后方为总基地、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直接相联的；甚至断定：集中全军主力举行淞沪会战，是实施上述战略构想的必经步骤和必要前提。吴相湘教授写道：由于淞沪会战，“蒋委员长诱使日军主攻方向由‘自北南下’改变为‘自东西上’的战略终于成功，中国从此……一切可按1935年7 月（持久抗战）计划了”（注：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八年对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第65-66页。）。李云汉教授也认为：“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如今却调集十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到了长江流域，而使中国初步达到持久战略的目的。”（注：李云汉：《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中国论坛》， 第6卷第7期。）黄道炫先生持同样的观点， 说：“由于蒋介石对日战略构想中予长江流域及川、黔、陕以重要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国统帅部主动出击上海之敌，和这一点密切相关。”（注：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诚然，蒋介石在1935年作出过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持久抗战的后方根据地的构想，但是这一构想是不是已在淞沪战役期间付诸实施，举行这次会战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上述构想有着联系，这是一个尚待探究的问题，前述论著并无确实的历史事实足以佐证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只是作了一种理想化的推测。以笔者之见，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持久抗战总后方的战略构想，与淞沪战场为全国主战场的战略举措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蒋介石决定主动发起淞沪之战时，也未必已经把向西南内陆退兵、实行持久抗战作为当即实施的行动方针。
    从军事战略而言，向西南退兵、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以实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是与集中全国主力于沿海地区的淞沪战场，进行一场长达三个月的战役持久作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矛盾的。对于这种基本的军事原则，蒋介石是不可能不了解的。向来为蒋介石所推崇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将军，是主张以西南诸省为抗日后方基地的代表人物，早在抗战前论述对日战略方针时，就撰文指出：对于“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指日本）”，“我们……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则用持久之方法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则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无用处。”（注：《蒋百里先生全集》，第4辑，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159页。）在八一三战争开始后，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出的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建议中，也明确主张，在“沪宁方面，敌人不利于使用大部陆军，我方应取速决主义，不宜多控制预备队于后方，使敌能得以少数兵力，牵制我大部兵力。”（注：蒋百里：《对日战局判断》，《蒋百里先生全集》，第1辑，第7页。）在这位主张“以空间换时间”、以西南为抗日后方总基地的战略家的论述和建议中，人们可以看到：要实行上述持久战略的构想，就不应在淞沪地区打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战役。
    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正说明在他发起淞沪之战时，尚未真正下决心实施其1935年作出的前述战略构想，而是为政治上、国际关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诸种因素的左右，另有所图。
    从中国抗战的战争发展进程来看，蒋介石和中国统帅机关是在上海、太原和南京失守以后，真正审察中日战争已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化，同时也认识到由于日军攻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敌我双方已形成东西向对峙的战略态势。在太原、上海陷落后，中日战争的“战火扩展得非常迅速，而且是漫无际限”，“此时，中国方面为谋长期抗战，必须有盱衡全局的战略部署。”（注：[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1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中译本， 1978年再版，第2435页。）1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注：[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1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中译本， 1978年再版，第2435页。）11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根据这个战略形势，中国统帅机关乃决定向华中腹地和西南后方退兵，构建立足西南、守备中南、东西向防御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武汉会战恰成为转变到这个新的战略格局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