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动因研究中，“二元决定论”最为普遍并占据主流，它遍布国际关系理论界、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和美国政界。无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沃尔特·米德（Walter L.Mead）、布鲁斯·金特尔森（Bruce W.Jentleson）、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等学者，还是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政要，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二元决定论”的信奉者。“二元决定论”观点的核心内容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由理想主义和现实利益这两大目标所决定，它始终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其中，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驱动力来源于一种独特的外交观念，即“美国例外论”，这种“例外论”观念的存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及其具体政策的制定有别于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受理想主义价值观的驱动。这些研究和观点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性质的判断。周琪指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传统，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观念使美国外交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特质，这一点是美国学界的普遍共识。②
    然而，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影响或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在物质利益与基于“例外论”的观念两者之中，哪个因素真正主导着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方向？本文试图透过历史视角，使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 关于“美国例外论”和二元外交传统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看似有多个相互交叠、补充，或者彼此冲突的传统。③这些外交传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一例外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徘徊。王缉思指出，美国外交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④亨廷顿认为，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通常是两种力量牵引的结果，一种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另一种是政治道德和原则。金特尔森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锁定在权力、和平、繁荣与原则之上。⑤
    这其中的前三项目标只是现实利益的细化而已。学者们用不同的名词定义美国外交政策动因的二元性：利益与理想、权力与道德、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实用主义与原则、历史的现实主义与理性的理想主义、华盛顿与威尔逊等等。不论表述方式如何变化，他们都断定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二元性这一现实。⑥
    从一些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著作中，也能辨析出美国外交传统中明显的二元迹象。如拉夫伯在撰写《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时，分别从如下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美国人如何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如何与那个时代的传教冲动一道，塑造了经济崛起时期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⑦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明确以价值与物质利益二元对立为主线来梳理20世纪美国外交的基本脉络。在他看来，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都不可能无视“美国例外论”的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理性地审度推行例外论传统的现实背景；关于价值观与自身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时常令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中”。⑧
    与基辛格将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对立的看法相比，更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彼此相容的。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指出，在两大目标间平衡、协调乃至超越两大目标，才是美国所建立的稳健的国际秩序的核心。⑨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也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是相互增进的。”⑩前国务卿赖斯更自信地声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古老的二分法从未真正应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人从不相信其“国家利益和普适的理想不一致”。在她看来，尽管美国理想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在短期内有时会趋于紧张，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赖斯将其称为“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她认为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决定了美国决策者思考自身力量、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11）
    相较历史悠久的欧洲利益外交的传统，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被视为美国外交传统中独特的元素。而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观念支持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的观点雏形见于亚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12）之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观念体系。“美国例外论”的精要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美国优越论”，即美国在基本制度、人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美国榜样论”，即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占领着全球道德的制高点；“美国使命论”，即美国有责任去关注和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美国神佑论”，即美国及美国的事业永久获得上帝的保佑，美国命中注定要领导世界。（13）在“美国例外论”的信奉者看来，美国人对于价值目标的真诚向往的确影响了其外交决策。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个赋予对外行为“道德”要求的国家，美国在许多场合为了追求理想主义目标，不惜牺牲其物质利益。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原则，它们通常被视为是“美国例外论”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美国外交政策具体采取哪种原则却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其中，“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力求与其他国家尽可能少地发生政治关系，“干涉主义”外交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14）多数学者认为，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原则所包含的独特的理想主义逻辑是建立在美国人对传统价值和社会制度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之上的。孤立主义原则是美国在其实力尚不强大时为了维系其价值体系的完整而采取的一种“隔岸观火”的策略。对此，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总结道：“孤立主义所要表示的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一种信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15）干涉主义的实质在于，当美国的国家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时，它便通过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积极地把美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向外扩张。凯南认为，这两种貌似对立的外交原则在价值诉求上有共性，即一种绝对的国家道德观既可以被推动去逃避“异己”的东西，又可能受鼓励去转化这些“异己”的东西。（16）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确保美国不要“世界化”，而干涉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进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17）在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等学者看来，美国人对自身价值和制度的超常自信，既为美国远离国际体系创造了价值基础，同样也为美国人按照美国观念重塑国际体系提供了推动力。（18）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没有太大争议。在“例外论”观念的驱动下，美国外交特有的理想主义一面切实引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也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特别是其中关于“例外论”对美国外交实践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判断，往往忽视了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观念与它的物质利益追求是高度吻合的。这种高度的吻合性在逻辑上削弱了将“例外论”看作美国对外政策动力源的观点的解释力，无法检验“例外论”是否起到相对独立的作用。
    其二，在“例外论”的外交文化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原则的变化主要是美国实力的变化所致。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当美国对外推广价值观念的愿望获得强大国力支持时，美国的大战略便开始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干涉。这一战略转型不仅基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且深受“美国例外论”这一理想主义动机的推动。然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这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解读，似乎无法有效阐释在19世纪末其国家实力占据明显优势并具备“兼济天下”能力的情况下，美国为何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坚持“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而不愿为其理想主义目标在海外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