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战和大萧条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决策者认为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无虞，便试图避免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上台后旋即表示，他的政府“肯定而坚决地放弃加入国联的一切想法”，并且“不提议从旁门、后门或地下室的门进去”。（67）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声称：“我们不打算被连累。”随后，美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和约。与同盟国单独缔结这些和约意味着，美国实际上解除了它在《凡尔赛和约》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再为制止未来扰乱和平的行为做出任何保证。
    直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承担构建世界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责任。美国人的“例外论”观念和推广自身价值观的理想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对外行为。截至1929年，美国已占据世界国民收入的近50%，工业总产量的40%、国际贸易总额的16%，以及世界黄金储备的半数以上。（68）这一世界经济力量平衡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美国在建立一种可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局。然而，美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阻止全球经济大崩溃，并且完全无视政府间的债务和赔款这一战后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最有可能引发动乱的危险因素。（69）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看来，导致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在英国已丧失管理国际体系能力的同时，具备这一能力的美国不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70）
    当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混战的时候，美国的算计与其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相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它仍旧通过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中立法案，并希望借此在战争中继续牟取暴利。（71）这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出口贸易的32.4%和黄金储量的74.5%，（72）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并终于将其“令世界美国化”的理想主义价值目标提上日程。这一对外政策重大转型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仍然是物质利益诉求。和此前半个世纪相比，美国不得不面对如下局面：在美苏两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全球市场遭到人为地割裂，且美苏各自所占的市场份额在权力争夺中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它曾赖以实现经济崛起的西欧市场则在大战中成为一片废墟。这对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美国而言，实现其核心物质利益所必需的海外市场显然缩小了。一方面，美国需要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身份带领欧洲和日本重建并振兴经济，相应地，它为后两者提供安全、市场和货币等公共品的动力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还需要通过与苏联进行政治角逐，来打通中国、东欧等因意识形态原因被人为阻隔的市场。直到此时，以世界领导者身份全面干预全球事务才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用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致力于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所谓理想主义目标不过是从属于物质利益目标的一个注脚或工具。
    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行为的驱动力不同于欧洲以利益为主导的一元传统，而具有独特的“二元性”。这种独特性的表现是，“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实质性地作用于美国的对外决策。本文的研究以美国对外政策史为经验材料回应了以上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是其物质利益诉求。
    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就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言，所谓的“例外论”只是附属于美国自身物质利益需要的因素，并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史显示，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这两条看似相互交错的线索其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中，“例外论”这一独特的一元并未脱离传统的利益外交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一理想主义观念附属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物质利益诉求，一直有效地为其提供着道德上的合法性。
    进入20世纪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在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并没有试图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重塑当时的世界秩序，甚至刻意回避担当全球主导者的角色。这一历史案例对“二元论”构成了有力的反驳。美国拥有“兼济天下”的实力与它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价值诉求的抱负明显不同步的现象，正是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当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建立在“例外论”基础上的理想主义目标达不到高度吻合，或者核心物质利益诉求不需要理想主义目标作为借口时，“例外论”情结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力。因此，“例外论”的价值观念难以独立作为二元结构中的一个维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其有别于物质利益的特殊驱动作用。无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政策，都不是基于“美国例外论”观念的外交文化，而只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物质利益诉求。这一诉求正是美国制定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大战略的主要根源。
    ①《美国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本文的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作者在此表示特别感谢。文中的疏漏及不妥之处由作者个人负责。
    ②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③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⑤Bruce W.Jentle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Dynamic of Choice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10.
    ⑥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