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例外论”作用的反驳 在相信美国对外政策受二元因素而非仅受传统的利益外交驱动的学者眼中,“孤立主义”是实力不足的美国力图“独善其身”的一种外交文化理念;随着相对实力的变化,这一外交理念开始向“兼济天下”的方向发展。然而,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对外政策史对于这一假说和结论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经验反驳。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在其实力达到可以实现价值扩张的时候去试图挑战其眼中“污浊”的旧秩序,或着手建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新秩序。 1894年,美国以95亿美元的工业产值,占据工业世界的第一把交椅。(47)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其军事力量也已具备当世界霸主的条件。自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实力原本可以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实现其改变世界的价值诉求,这一点是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48)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仍然主要以“孤立主义”的姿态处理其对外事务,刻意回避担任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奉行积极对外战略、且以行为“冒进”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仅一次干预过欧洲的势力均衡。(49)被公认在影响全球事务中最信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政府也未能实质性地改变美国在参与海外事务方面的保守倾向。 19世纪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为何在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通过主导国际秩序来实现其“拯救世界”的价值诉求?笔者认为,其原因正在于选择“孤立主义”政策和接受欧洲旧秩序是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孤立主义”外交战略使美国及其商业精英集团获得的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参与国际事务、并试图改变既有秩序之平衡状态可能带来的收益。这导致美国承担世界主导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 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国内剩余资本主要被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所消化,一直没有遭遇市场阻塞。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步入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直较为集中地在欧洲销售其产品。(50)在进入20世纪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一直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其传统贸易伙伴英国;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共消化了美国95%以上的出口需求。(51)20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尽管美国的外贸市场分布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其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仍然消费了90%以上的美国出口商品。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分布而言,自19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洲和欧洲市场共吸纳了美国93%以上的海外投资需求。(52) 如前所述,美国也参与到19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潮流之中,试图在欧美两大市场之外的更多地区扩展其销售途径。(53)然而,美国当时并没有挑战大国的既得利益和旧欧洲秩序,它只是尝试着在列强争夺的边缘地带扩展市场。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主要是在被欧洲强国视为边缘利益的拉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并巩固其市场优势。(54)美国在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重点是太平洋地带,特别是夏威夷和萨摩亚地区。(55)美国在夏威夷的整个扩张过程没有遭遇欧洲国家的干涉。在萨摩亚,虽然欧洲列强直接参与了争夺,但竞争比较和缓。在欧洲主要强国重点扩张的中东、非洲和远东市场,美国几乎没有与它们直接角逐或产生摩擦。(56)尽管在19世纪末通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控制权,并且试图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所选择的这两个海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它们或已退出、或尚未进入列强视野,因此这些冲突并没有触动当时主要大国在海外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表示对英国殖民体系予以支持,美国公开鼓励伦敦挫败印度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甚至称赞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活动是“伟大的文明事业”。(57) 1914年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及其商业精英阶层不愿直接卷入战争。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维持“孤立”的对外战略显然远比介入到世界纠纷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在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商人不但把本国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而且可以凭借中立国的特权在欧洲国家之间从事转口贸易。在1914年8月至1917年3月的中立期中,美国向英国及其盟国出售的武器价值就超过22亿美元,而钢铁、食品等重要物资的出口也以同样的数量剧增。当战争导致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撤出后,美国商船很快遍布全世界,替代了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大量美国资本流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投资于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在商业上占据先机。伴随战时中立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美国在欧洲的借贷迅猛增长,美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58)凭借战时中立政策在世界贸易和融资领域获得的地位,华尔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59) 美国最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源于商业利益受阻。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决策者和商业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商业利益方面的威胁,他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破坏。(60)1917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迫使英国遵守关于中立贸易的国际法,德国将可能再次发动更强大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击沉美国开往协约国的商船。(61)德国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通过战争参与欧洲纠纷,其中经济利益的考虑是首要的。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期经济原因是,在英德两国军事封锁或打击的压力下,通过中立贸易维持其欧洲市场的路径严重受阻;其长期顾虑则来自德国称霸后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渠道的破坏。 一旦经济获利方面的障碍和隐忧解除了,美国旋即就从世界事务的舞台退回到霸权争夺的看台上。这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有效压制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将自身制度和观念进行推广的热情。威尔逊提出了国联14点计划,试图让美国通过这一国际机制获得世界领导权。(62)在经过一系列博弈后,1919年6月28日,相关国家签订了《凡尔赛和约》。(63)然而,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为反对该和约的美国社会主流提供了思想和舆论氛围,(64)以致《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在美国国内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以亨利·洛奇(Henry C.Lodge)为首的39位参议员草拟了一份联名声明,要求在原始和约文本基础上附加15条以逃避国际义务为目的的保留性条款。洛奇本人还是对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秉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政治代表。相比之下,议会中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则更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承担义务,他们反对任何带有国联盟约条款的国际条约。这些不同的力量集结成强大的同盟,反对威尔逊版的《巴黎和约》。(65)最终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和约文本与未附保留条款的原始和约文本均遭到否决。(66)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随之而来的1920年大选成为了候选人之间围绕美国是否选择批准《凡尔赛和约》所进行的角逐。较量的结果是共和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凡尔赛和约》在1919年的参议院投票和1920年的大选中均未获得美国人的认可,这充分体现出,在海外商业利益渠道畅通的情况下,美国主流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获得并担当世界领导地位持冷淡甚至排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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