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孤立到局部扩张：“例外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当我们试图为基于物质利益的传统外交模式注入价值上的“例外论”因素，并使二者共同构成所谓二元结构时，首先需要证明新加入的变量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独立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经验显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对外价值诉求与物质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当物质利益和理想主义目标和方向一致时，事实上很难轻易判断，基于“例外论”的价值诉求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具有实质影响力。换言之，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解释中，“例外论”观念并未脱离利益外交的传统，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起到独立作用。反之，这一观念一直在为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提供合法性。
    1793年，乔治·华盛顿颁布了《中立宣言》，要求美国人“真诚而又善意地采取并执行一种对各交战国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做法”。（19）此后，《中立宣言》确立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支配美国对外行为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外政策十分明确：避免卷入海外纠葛，不急于参与国际军事竞争。在许多学者看来，孤立主义外交原则背后体现的“美国例外论”之逻辑在于：欧洲战争的交战各方是“道德上的一丘之貉”，战争的性质是“陆上暴君与海上暴君的争斗”；如果新的共和国想要日后“激励其他民族”的话，就必须首先“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绝不能沾染和涉足“卑鄙肮脏的欧洲王朝政治”，以致“玷污自身清白”，“堕落到与共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宫廷阴谋诡计和不计道德的民族私利”之中。（20）然而，“例外论”对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解读无法独立于该政策背后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诉求。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以农业、贸易和航运业为主的弱国，在经济上对欧洲的依赖性相当大，其内部的民主共和制度、甚至领土与国家主权的统一也尚处于脆弱状态，亟需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稳定、发展和壮大自己。在独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指导原则，正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利用地理上的隔绝条件和欧洲的均势，避免新生共和国卷入国际政治和军事纠纷的现实考虑和精明算计。“对外联系越少越好”的孤立主义理念只是不适用于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领域。（21）“孤立主义”原则不仅强调政治上不介入外国纷争，它同时意味着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发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22）有学者将“欧洲的灾难”与“美国的机遇”联系起来，这丝毫不夸张。（23）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关系，不但消除了自身边境的威胁、获取了远远超过国父们曾经梦想的领土规模，而且几乎独享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奢侈的“商业蛋糕”。通过长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不仅向欧洲出售了本国出产的几乎全部商品，而且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到欧洲，剩下不直接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也大都被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24）美国商品直接出口和转口贸易额不断翻倍，其海外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导致了美国持续多年的繁荣，（25）并且帮助它在相互敌对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市场份额和工业资本的积累。（26）
    美国人在道德上极力宣称反对旧世界殖民传统的同时，却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醉心并致力于在美洲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如果对“孤立主义”大行其道时期美国国土扩张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得益彰的例子比比皆是。主导西部扩张运动的价值观念同样是与“美国例外论”，特别是与美利坚民族的使命感糅合在一起的。在美国决策者的公开言论中，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的欲望和作为，与其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及维护自身的纯洁无辜和道德原则并不相悖。特别是，当美国人将领土扩张行为与“自由世界的屏障”和“天定命运论”联系在一起解释时，整个西进运动的道德合法性便获得了一致认同。（27）在美国领土的扩张进程中，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语是“天定命运”，它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体现。这种“例外论”试图说明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是“通过预言和许诺获得土地”的。在“天定命运”的话语体系中，上帝为美国预备了合适的边界，美国人必须依照天命延伸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其自由才能永存，谁也阻挡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28）
    独特的“天定命运论”充当了这一时期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土及势力扩张行为与其维护道德理想之间的精神桥梁，它同样没有脱离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而独立维动对外政策。其实质正如温伯格（Albert K.Weinberg）所说，“道德是自利的同伴，而扩张主义则是两者亲密结合的产物。”（29）确保“自由”精神之存活的美洲“内部”扩张政策，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美国商业化的潜能，释放了紧随其后的工业化经济的威力。西进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东北部的工商业集团。这场扩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集团对于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利益需求。向太平洋扩张并控制其沿岸的海港贸易之后，东北部商人就可以把同拉美贸易所获的利润投入到太平洋贸易中，还可以通过经营鸦片和转口贸易，获取巨额利润。（30）除了拓展市场规模之外，国家在西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还不断向制造业集团提供新的劳动力和资源，为美国指日可待的经济“起飞”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同时在铺天盖地的标语、社论和小册子文章所表达之价值诉求的感召中，美国人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区区13州的小面积国土迅速扩张数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领土广袤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看，“孤立主义”是美国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它不但为美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之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崛起，同时壮大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实力。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奠定其强大的物质基础。（31）
    19世纪晚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在欧洲以外的部分地区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特别是随着西部“自由土地”供应的递减，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门户开放”政策逐渐取代了“门罗主义”政策。人们通常用“美国例外论”来解释这一变化，认为这是已经具备改造世界的实力的美国人抱着惯有的使命感和对美国式文明的执著开始了所谓“拯救”落后地区的征程。（32）非基督教文明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中国成为将来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33）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明确把帝国主义与“美国传统上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联系在一起。（34）1898年9月，他号召美国人承担责任“去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并表示全人类“将由此受益”。（35）这位总统为美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的行为做出的辩护最为经典。他声称，在凌晨二、三点钟祈祷之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声音指示他应当兼并菲律宾。（36）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将占领行为视为“提升、教化和基督教化”菲律宾人的良机。（37）
    与遵从上帝意旨在其他国家传播美国价值原则相呼应的另一幅场景是，美国商人集团在海外扩张中赤裸裸地追逐现实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利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欧洲国家关注的边缘地带为美国商业集团开拓了销售市场。（38）从19世纪末开始的有选择的海外扩张政策，显示了美国对欧洲列强尚未染指的世界市场的强烈关注，以及在全球财富中获得更多份额的物质诉求。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巨子将目光转向拉美和远东地区市场。（39）1898年，由300家大型垄断公司联合组成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不仅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控制权的变革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明确要求政府建造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开凿地峡运河，与拉丁美洲市场建立牢固的联系。（40）美国的决策者对于商业精英在海外不断膨胀的野心显然是赞许的，并且通过实际行动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41）西奥多·罗斯福一再重申，为达到保持通往东方终端市场的商路畅通之目的，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对通道的管理主要从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甚至连鼓吹道德影响力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明确提出了“外交就是管理商务”的观点，并表示他随时准备“把整个中国这个大瓷器稀哩哗啦地装进本国的碗橱里”。（42）
    在整个崛起时期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中，“例外论”所包涵的价值诉求与实现本国商业利益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未脱离后者单独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1909年，郝伯特·克罗利（Herbert D.Croly）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景》一书，将经“美国例外论”美化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诉求推向极致。（43）该书在民间热销并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一切正如该书的推崇者所期待的那样，美国政府运用了其所能聚集的全部能量，在海外拓展市场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过机构、组织和个人在海外扩大美国宗教和民主观念的影响。（44）这个由官方机构和民间宣传组织联手创建的、被艾米莉·罗森堡（Emily S.Rosenberg）称为“推销员式的政府”，在海外维护并推进着美国至关重要的对外政策。（45）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在近东和远东地区发展传教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商业扩张完全同步。拉夫伯撰写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扩张史时，精心选择了如下标题：“亚洲：商品、上帝与炮舰”。（46）它绝妙地展示了美国以“例外论”为依托的所谓价值诉求与其商业利益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