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作战主要方向转变之枢纽--淞沪会战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两个战场：华北战场（当时称北战场）和以淞沪地区为中心的华东战场（当时称东战场）；而在开始一个阶段，北战场是战略作战的重心和主战场，东战场则处于战略的次要方向上。虽然淞沪作战有着其自身的重大战略任务，但就其与北战场的关系而言，当时还处在战略上牵制性作战的地位。当然，随着全国战局的演变，中国军队的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主战场，逐步由北战场转移到东战场，而淞沪会战则是这一战略转变的枢纽。
    淞沪会战为什么会导致中国军队战略作战主要方向的改变？又是怎样造成战略重心之转移的？中国统帅机关在发起淞沪之战以前或在开战之初，是否出于“高瞻远瞩”的“战略谋算”而预先设定了引诱日军改变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转换战略作战重心的战略计划？对这些问题，在海内外史学界中，见仁见智，颇有歧见。笔者认为，中国统帅机关主动发起淞沪之战，虽然含有吸引日军部分主力于华东、以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企图，但主要的是鉴于上海在国际国内的重要地位和长江下游京沪杭三角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淞沪之战开战之初，南京统帅机关并无将全国战略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华东的决策和计划。淞沪战场后来成为全国主战场，是由战役进程中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淞沪会战在实际上成为对日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变换的枢纽。
    国民政府当局对于上海和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具有的重要地位，历来是极为重视的。对于它在军事上尤其是在对外战争上的重要性也有明确的认识。从1935年以来，南京军事当局在上海--南京战役方向上作了一些国防军事准备。1936年2月， 南京军委会任命张治中为京沪区军事负责长官，统一主持该地区国防工程的建设和对日作战的筹划。到1937年初，先后修筑了吴福线（吴县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平嘉（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三道国防工事，并于淞沪外围各要点建筑围攻工事。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判断一旦大战发生，日军将把进攻的重点置于华北，同时指出：“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针对日军可能的进攻行动， 参谋本部在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中，预定在华北平汉北段等地与日军会战外，并规定：在“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断敌舰之侵入。”（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由此可见，在七七事变之前， 南京军事当局已预设了一旦中日开战后在上海先发制敌的构想和行动方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统帅机关对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方面军事和作战问题的处置，是与战前的上述方针和预案一脉相承的。七七事变后，上海的战争气氛日盛一日。当日军大举增兵华北，平津危在旦夕之际，南京当局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日军将会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战火，淞沪之战势所必至。7月底， 南京军事当局确定了对上海日海军陆战队的处置计划、对汉口日租界的扫荡计划、长江中下游各要塞的阻塞及对日舰的扫荡计划，以争取先机，歼击上海及长江的日军。张治中鉴于上海战火一触即发而敌军主力尚未到达之态势，于7月30 日向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提出中国军队“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的建议，蒋复电表示同意说：“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注：《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8月9日，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引发沪战的导火线。11日晚，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等发出“决心围攻上海”的命令（注：《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263页。）。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终于揭开战幕。
    中国统帅机关主动发起淞沪之战，其战略企图是什么呢？从政治上说，京沪杭地区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区域和政治中心之所在。上海-南京-带为-整体，敌军如攻占上海，将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南京大本营在八一三战争开始前后指出的，“敌国为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视我首都。”（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4页。）显然， 发起淞沪之战的一个重要企图是为了保卫政治中心和“国军根据地”。从国际关系而言，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世界列强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在这里盘根错节，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里举行会战，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和列强各国的插手干预。上海的得失为“中外观瞻所系”（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页。）。无可否认， 以淞沪之战促使美英法苏等大国出面干预中日战争，促成国际社会进行和平调停，实现新谓“以战略促政略”，这也是蒋介石的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经济上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也是南京政府最主要的财政和税收的来源地，对这个被南京当局视为“经济策源地”的上海，是决不能轻易放弃而要力图保护的。总之，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不单纯是在军事上，而是蕴含有广泛的多方面的内容和目的。否则，南京军事当局决不可能在这里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会战。
    从军事战略的层面而言，中国统帅机关对于淞沪之战的战略和战役企图和目的曾有过三次原则性的规定。战役前期提出了“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作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注：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6 页。）在战役中期，规定以“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对登陆之敌“限制其发展”，“打破其包围企图”，加以“各个击破”为作战目的（注：国民政府大本营《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卷），第300页。）。 战役后期，又提出以“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为作战目的。这说明，进行淞沪战役的直接的战略战役企图，主要是着眼于保卫上海和京沪杭地区这个重大战略利益。
    当然，中国统帅机关并未将东战场和北战场当成是互不相关的作战。以淞沪之战来吸引日军相当部分主力部队于东战场，以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这无疑是发起淞沪战役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在战役发动前后一个时期内，南京统帅部一方面以华北战场为用兵和作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吸引日军，分散日军在华北的主力，以利于减轻华北中国军队所受压力，延缓敌之攻势，并得以集积兵力、调整部署，进行抗击。蒋介石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曾对上述战略意图作过说明：“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注：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1938年1 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1册，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65页。 ）淞沪会战期间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黄绍竑，在抗战结束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谈到蒋介石关于这次会战的决策时，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他说道：“八一三”事变爆发，“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注：黄绍竑：《五十回忆》，中册，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 页。）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是否作出过以这次会战迫使日军改变其战略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沪战一开始，蒋氏是否已经作出将全国主战场由华北转移华东的决策？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一部分抗战史学者有一种见解，认为八一三战争一开始，蒋氏就决定把中国军队主力调集华东战场，进行淞沪会战，并以此诱使日军改变了作战方向。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从华北到华东的主动转变，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从“由北而南”到“由东向西”的被动改变，是蒋氏“高瞻远瞩”的“战略谋算”实施的结果（注：参见蒋纬国：《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二）《作战经过》，第1册，第546页。吴相湘：《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香港《明报月刊》，第27期。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 期。）。笔者以为，上述结论近乎理想化的推测，并无史实根据。实事上，当时蒋氏虽有扩大沪战、牵制日军在华北进攻的战略意图，但并未作出过新谓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决策；沪战开始时也并无把全国主战场转到华东的明确方针。淞沪之战进程中，在战争双方和其他诸因素互相作用之下，中国统帅机关不断调整部署，调集大量兵力逐渐扩大沪战规模，将其推到了主战场的地位。因而，以淞沪战场作为全国主战场的战略部署，是会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非为事先所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