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学者利奥波德在借鉴了梭罗和缪尔两人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大地伦理学，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利奥波德指出：“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29）他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0）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既摆脱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人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颇，又能避免后来极端生物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它标志着新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最终形成。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美国朝野的广泛关注
    美国社会在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所导致的资源耗竭和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是导致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美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是近代资本主义牟利精神和科学技术指导下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尝试。虽然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则是十足的环境灾难。无论是毛皮边疆、森林边疆、矿业边疆，还是畜牧业边疆和小麦种植业边疆，几乎每一种产业的兴起都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一望无际的森林曾经是美国荒凉和野蛮的象征，而对森林的砍伐则被认为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标志。到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木材危机。独立战争的军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认识到：“我们的森林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在城镇附近以及沿海地区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看到树林了。”（31）1874年，美国内政部长也叹息：“森林的快速消失，尤其是公共土地上森林的消失，让任何一个对此问题稍加留意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32）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预言：“如果现在毁林的速度继续下去，而没有其他补充的话，不久的将来木材荒是不可避免的。”（33）
    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森林的破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1804年，沃尔尼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纵览》（View of the Climate and Soi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就注意到了毁林所引起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提到了同样的变化：夏日延长，秋天迟来，冬季缩短，降雪减少，严寒也更加缓和了。”（34）环境主义的先驱马什（G.P.Marsh）依据多年的观察经验，也指出了毁林的害处：“当森林失去后，原本储存在植被体内的水汽就被蒸发掉了，而结果是猛烈的雨水冲走了原本可以被植被用来转化为沃壤的干枯表土……除非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恶化趋势得以扭转，否则整个地球将会变成一片荒山秃岭和沼泽遍地的贫瘠原野。”（35）
    除了对快速消失的森林表示担忧外，许多美国人还注意到了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随着森林的减少和人为的捕杀，东部野鸽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在浪漫主义作家库柏的皮袜子故事中，当野鸽子被滥杀后，皮袜子确信：“上帝不会看到这种生物被浪费而无动于衷，权利将会慢慢地降临到鸽子身上，同时还有其他生物身上。”（36）库柏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可能提到环境保护一词，但他无疑已经具有了某些保护的思想。1890年，当成群的旅鸽消失不见的时候，一位观察者写道：“我经常站在农场的院子里，带着羡慕的目光凝视着，当落日被飞行的鸽群遮蔽住的时候，我们比想念任何其他鸟类都想念它们。”（37）针对19世纪后期野牛被疯狂屠杀的惨相，倡导保护野牛的美国生物学家霍纳迪（William Hornaday）在1887年写道：“这是我最不愿意触及的一段历史，它记录着美国人民，尤其是各领地、州和各级政府的耻辱，这会导致未来无数代人民认为我们拥有野蛮人以及掠食者的主要特征：即残忍和贪婪。”（38）
    除了西部开发和东部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变化以外，19世纪对于美国来说，还是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世纪。在19世纪上半期城市化的初期，大城市里笔直的街道和硬化的路面被认为是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象征。而自1840年代开始，“当自然对人类的真正危险解除以后，对野外的一种理想观念应运而生”。（39）随着城市居民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们对自然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美国人虽然推进城市化，却拒绝城市的一些价值：“他们试图把自己版本的传统农业理想带入城市环境中”。（40）因此，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一方面欣然接受新的都市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同时又“试图在一个城市和机器的国度里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用浪漫主义和自然来“阻止邪恶的机械主义的完全胜利”。城市绿地和公园运动的兴起正是出于这一初衷。“城市公园被认为是开始重建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失去的生活方式的合适地点”。（41）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奥姆斯泰德、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伯纳姆（Daniel H.Burnham）为首的城市景观设计师选择了改造城市环境的方法，试图把自然引入城市，如城市公园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希望通过在城市中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因素来缓解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对自然的疏远和隔离。而以亨利·詹姆斯、杜威、简·亚当斯、罗伯特·帕克等为首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则致力于通过消除城市贫困和改善下层人民的居住环境从而达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的目标。更有一批野外活动家倡导人们重归自然，在自然中培养个人主义的品质。到19世纪末，有人认为，“理想的生活是把城市中的社会和文化优势、外在的舒适性同乡村的启示性、宁静与欢乐联合在一起”。（42）
    总之，各种资源的迅速消失、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则让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美国人日益思念那曾经逝去的荒野和森林。到19世纪末，亲近自然成为一种新时尚，荒野和森林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新去处。约翰·缪尔说道：“去森林就是返回家园，因为我认为我们源自森林。”（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