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于是中国士大夫开始接触到新的欧洲文明。异域文化传入，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加之当时的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有时挟西学以自重，更是引起了部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士人的敌视和反对。为消弭两种文明接触所产生的冲突，一些士大夫引经据典，提出不同说辞，为输入西学铺路，这既能使学习西学名正言顺，又可尽量少和传统观念相冲突。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心同理同”、“礼失求野”、“镕西方之材质，人大统之型模”、“西学中源”等各种说法[1]，其目的都是在为西学传播作宣传。与此同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则采取了适应（accommodation）政策，学习汉语，采用儒服，尊重中国礼仪，研究古代典籍，调和中国古代经书和天主教义[2]，以减少士人对西学的排斥。目前的研究虽对“礼失求野”说有所提及，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对此学说的源与流作全面、清晰的阐述。本文试图从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的西学观，特别分析“礼失求野”论的产生、流传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对整体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有所裨益。
    1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到“礼失求野”
    明朝末年，由于朝纲日坏，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使得一些士人开始为国家前途担忧，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3,4] 恰逢此时耶稣会士藉欧洲科学来传播天主教义，使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的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明朝之目的。
    利玛窦来华带来了世界地图，介绍了地圆学说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从肇庆到南昌，从南京到北京，他沿途一路宣讲，引起了文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在地图上留下文字（题跋）。[5] 西士来华之初，国人对其来华动机多有疑虑。是否或能否向这些欧洲人学习，更成为讨论的话题。在这样的氛围下，这批最早接触到利玛窦《山海舆地图》和《坤舆万国全图》的文人在题词中援引先例，试图为学习西学扫清道路，集中体现了明末文人对西学的态度和看法。他们是西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如郭子章在为利玛窦南京版《山海舆地全图》（1600年）所写的序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或曰：利生外夷人也，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而子胡廑廑于兹？郭子曰：不然。郯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闻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他进而指出“且利居中国久，夫夷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矣。”[6] 就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郭子章是最早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为西学、西士正名的人。这段话源自《左传》，讲的是鲁昭公十七年郯子到鲁国访问，孔子向他学习的故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无独有偶，这一提法在其他明末士人的著述中也屡有出现。如熊明遇在《表度说》序（1614年）中称：“西域欧逻巴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轮，上窥玄象，下采风谣，汇合成书，确然理解。仲尼问官于剡（郯）子曰：天下失官，学在四夷，其语犹信。”[7] 在《格致草》序中，他也再次提到郯子的故事，以郯子比附西士：“恭际我朝，天明普照，万国图书，牣于秘府，士多胥臣之闻，家读射父之典，人集郯子之官，而睿虑广延，考课疏密，以资钦若，台史业有充栋之奏。”上述言论表达了熊明遇学习西学的积极态度，由此也可看出论及西学时对孔子问郯典故的引述也较为常见。
    再如熊明遇的好友方孔炤在《崇祯历书约》中写道：“万历中有欧逻巴人利马窦浮海历诸国而至。其国重天学，所云静天即于穆之理也；九重天包地球，如脬气鼓豆，其质测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礼失而求诸野，不亦可当野乎？”[8-10] 其子方以智秉承家学，在《通雅》卷首二称：“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者之取郯子耳。”他在给游艺《天经或问》写的序中有进一步论述：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膠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数甚精，而于通几之理，命词颇拙，故执虚者闢之。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立静天以考度，定黄赤之两轴，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碍也，资为郯子，不亦可乎？[11]
    显见方氏父子文字相近，父唱子随，其目的是为中西文化交流辩护。方以智《物理小识》一书亦曾引用熊明遇《格致草》的内容，书中“总论”再次提及“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他还说：
    天圆地方，言其德也。地体实圆，在天之中，喻如脬豆。脬豆者，以豆入脬，吹气鼓之，则豆正居其中央。或谓此远西之说。愚者曰：黄帝问歧伯，地为下乎？歧伯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帝曰：凭乎？曰：大气举之。邵子、朱子皆明地形浮空，兀然不坠，以世无平子、冲之、一行、康节诸公耳。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1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