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儿子方中通也深受其影响：“象纬历律，药物同异，验其实际，则甚难也。适以远西为郯子，足以证明大禹、周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士生今日，收千世之慧，而折中会决，又乌可不自幸乎？”（［12］，编录缘起）他对西学有很高的评价，在南京时还亲自向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J.N.Smogulecki,161O-1656）学习历算知识，著有《数度衍》，在他看来，学习西学、融合中西，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将西士比作郯子的说法自明末发端，流觞清初，广为传播。方以智在为揭暄《璇玑遗述》所作序中云：“台官畴人袭守成式，其所以然亦不求也。大西既入，可当郯子，然其疑不决者，终不可决。”文德翼“《璇玑遗述》序”中亦提到：“近有西洋学，与中国所谈加巧密，虽小异而未尝不大同，世以郯子比之，闽浙传其学者甚多。”[13] 揭暄在给游艺《天经或问》所写的序中也称：“利西入世，皆称为郯子，考其测验仪象诸器，法精密殆不能过。至自然本然，数法所不到者，则亦有不决之疑，亦有两可之说，未免揣摩臆度，纷纷不一。”[14]
    综上所述，将西方人喻为“郯子”，并引用《左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成为明清之际文人的共识，这种看法从熊明遇、方孔熠、方以智，一直传到文德翼、方中通、揭暄等人，为方氏学派一脉相承。
    稍后，也有人进一步借用孔子的言论“礼失而求诸野”，为学习西学张目。“礼失求野”之说，引者俱称为孔子语，见于班固的《汉书》卷30“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也提到“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10] 此据《文选》卷43，但并未提及孔子。
    明末士人中，已有李之藻提出这一观点，但未有明确表述。在题《万国坤舆图》（1602年）中，李氏这样写道：“要于六合之内，论而不议。理苟可据，何妨求野。圜象之昭昭也，昼视日景，宵窥北极，所得离地高低度数，原非隐僻难穷，而人有不及察者，又何可轻议于方域之外？”这里虽未明白举出《汉书》的原文，但一望可知两者相关，当为“礼失求野”的注解。
    与徐光启同时代的王英明对西学也很感兴趣，曾著《历体略》（1612年自序），介绍西方天文学。他认为西方历算“悉至理也”，提出要学习西法：
    近有欧罗巴人，挟其历自大西洋来，所论天地七政，历历示诸掌。创闻者不能无骇且疑，徐绎之，悉至理也。夫礼失而求之野，择其善者而从之，不犹愈于野乎？（［15］，卷下；［16］，卷33“王英明”，12页）
    在这里王英明便明确提出“礼失求野”说，认为对欧洲历算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和王英明同时的一些文人，亦有相似理念，即主张只要有“理”可据，就应不分东西，一律予以接受。
    东海许胥臣在给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写的《西学凡》序中称：“吾闻西国书言，大抵千里一译，距我中华，虽心同理同，而语言文字别有天地，敻不易知。……噫！礼失则求之于野，读《西学凡》，而学先格致，教黜空虚，吾亦取其有合于古圣之教而已矣。”[17]
    到了崇祯初年，在改历过程中，“礼失求野”说则已经成为官方的言论，写入《崇祯历书》，徐光启在谈到明初《回回历法》传入中国的情形时曾说：
    是后钦命儒臣吴伯宗等翻译西域历书三卷，载在掌故。又面谕词臣李翀等曰：迩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随时披阅，庶几观象可以省躬修德，顺天心、立民命焉。又称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岂非礼失而求之野乎？所惜者翻译既少，又绝无论说，是以一时词臣历师无能用彼之法参入大统，会通归一者。[18]
    无论熊明遇、方孔炤、方以智等人引用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说，还是李之藻、王英明、许胥臣、徐光启先后使用的“礼失求野”之说，都是晚明士人借助古代典籍与圣人之语，为学习西学正名。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文人尽管意欲借鉴西方科学与天主教教义，但仍然认为欧洲文明在其历史、传统方面远不能和唐虞三代文明相媲美。此外，西学的传入，也让文人重新思考儒家学术的传统，并试图把历算之学重新纳入儒学正统的框架之内。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在《地纬》中称：“耶苏之学，儒之分藩也。”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学习西学当然顺理成章。[19]
    2 “礼失求野”说在清初的流传
    满族入主中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满汉对立，政治气氛紧张，因而学术氛围也与明末大为不同。明末流行的“心同理同”说，此时已很少有人谈论。到了康熙时代，由于皇帝的提倡和历算大师梅文鼎的附和，“西学中源”说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20,21] 相对而言，“礼失求野”说仍占有一定的市场。提到这一说法的主要是研治历算的学者，如清初数学家陈訏《勾股引蒙》“凡例”云：“测量法西刻备有成书，实与中法无异，但文义简奥，是编显浅明晰，且先列中法，后列西法，知中法自有勾股以来未尝礼失而求诸野，但制器之巧当推西法耳。”[22]
    梅文鼎主张会通中西，认为不要因为是西方的就摈斥不学，这种观点为学习西学作了解释和辩护，“礼失求野”说在他那里继续得到引伸。1689年，梅文鼎来到北京，拟“璇玑玉衡赋”，引经据典，洛阳纸贵，被广为传播，后来还被收入《钦定日下旧闻考》。在此赋中，就提到：“如礼失兮求野，似问郯兮识官”。[23] 过了几年，梅氏在《笔算》一书的序（1693年）中又写道：
    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是故礼可求诸野，官可以问诸郯，必以其西也而摈之，取善之道，不如是隘也。况求之于古，抑实有相通之故乎？（［24］，卷1“笔算自序”）
    值得注意的是，“礼失求野”说继而被作为官方言论，写进《明史》，梅文鼎之孙梅瑴成对此功不可没。若从1679年博学鸿词科开馆算起，至乾隆四年张廷玉《明史》的刊成，《明史》的修纂共经历了约六十余年的时间，其中历志部分涉及到西方天文学与数学知识的传入和对耶稣会士的评价之处，经过多人之手，多有删改。[25] 《明史·历志》卷2末对西学的看法是：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唐之《九执历》，元之《万年历》，及洪武间所译《回回历》，皆西域也。）。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欧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