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比较，这部分内容与梅瑴成《操缦卮言》“明史历志附载西洋法论”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删去了“先臣梅文鼎曰”等字样。（［24］，卷62）上面这段文字，前面部分引用《尚书·尧典》，后面部分出自《史记》，梅氏祖孙援引古籍，使历法西传成为一个完美的故事。
    雍正、乾隆初年，梅瑴成曾参与《明史》的编纂和最后定稿，故上述这段话由梅瑴成补入，证据凿凿，当无疑义。他还参与主编《大清天文志》，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因此梅文鼎的言论经由其孙梅瑴成写入正史，从此成为庙堂之论，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梅氏祖孙第一次把《史记》相关文字和“礼失求野”说合在一起，并经发挥，成为“西学中源”说。
    此外，《操缦卮言》中有“明史历志论”，是《明史》历志的开头部分；“明史历志后论”也被《明史》所采用。《操缦卮言》还有上明史馆总裁书，这都体现了梅瑴成本人对西学的看法。
    实际上，梅瑴成的论述多传自梅文鼎的看法。在他为《明史》撰写“西洋法论”之前，梅文鼎已从《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出发，作过论证。[27]
    在梅文鼎之前，熊明遇也曾引用《史记》的这段话，但有所改动。他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与传教士多有往来，《格致草》是他学习西学的心得笔记[28-31]，他在自叙中写道：
    上古之时，六府不失其官，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后三苗复（按：“复”《史记》历书作“服”）九黎之乱德，重黎子孙窜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专门。尧复育（按：“育”《史记》历书作“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于是为盛，三代迭建，夏正称善，今之所从也。[32]
    此段文字大致据《史记》而略有变动，《史记·历书》原文云：“少嗥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蓄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可见，“重黎子孙窜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专门”一句《史记》不载，为熊明遇所推衍。
    不可否认的是，“礼失求野”在明末一直较为流行，体现了明末士人的共同看法。在这里，“礼”是西方的历算之学，“野”是指欧洲，那么历算知识是如何失去，并传入西方的呢？梅文鼎曾对朋友谈到：
    然是时西历初行，言古历者多疑西法。勿莽则谓历以后起精，西法在大统回回二历之后，既未习其说，何以悬断其非，乃多方购致西历书读之。叹曰：徐文定公真解人哉，然要亦吾圣人旧耳。吾畴人失之，而彼土得之，数传以后忘其所自，易其名以相夸。[33]
    梅瑴成选入史局以来，继承乃祖的衣钵，继续倡导“礼失求野”说。在《梅氏丛书辑要》序中，也表明了他对西学的看法：“明季兹学不绝如线，西海之士乘机居奇，藉其技以售其学，学其学者，又从而张之，往往鄙薄古人以矜创获，而一二株守旧闻之士，因其学之异也，并其技而斥之，以戾古而不足用，又安足以服其心，而息其喙哉？夫礼可求野，官可求郯，技取其长，而理唯其是，何中西之足云。”梅瑴成的目的是：“以见西法之不尽戾于古实，足补吾法之不逮”、“将见绝学昌明，西人自无所炫其异。”①
    综上所述，可看出明末李之藻、徐光启等人提倡的“礼失求野”说，在清初得到了继续发展，到了梅文鼎那里则作了更进一步的推广，为西学如何传入西方设计了一条路径，这种说法后来经梅瑴成之手，收入《明史·历志》，使由明末学者所发端的“礼失求野”、“心同理同”说，发展为“西学中源”说，并使之成为清代的官方言论。②
    3 结语：“礼失求野”说的命运
    考查一种学说的传播，不能单单考虑个别人的言论，而应该审视整个群体的共同“话语”，才能全面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思潮。对同一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言论的综合考察，更可看出学术之变迁。晚明士人总体上来说要比清初士人开放，喜采用“心同理同”论，强调东西方都有圣人，不存在华夷高下之分，自然更不分孰为源孰为流了。而清初经由康熙皇帝和梅文鼎等人的提倡，开始盛行“西学中源”说，不过“礼失求野”说仍占有一定的市场。
    不论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野”，还是“西学中源”，都是一种说辞，是学习西学的合法化台阶，是士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不同的提法和策略。饶有兴趣的是，和明末相比，清代已不太有人引用明代遗民熊明遇、方孔炤、方以智等人常用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说，其中原委，值得深思。这很可能与当时政治环境有关，一些士人慑于“夷夏之防”，很少再提及此说；此外，这些晚明遗民的著述，有的被列入禁书，未能广为传播，一般人也不敢加以引用。相反，李之藻、王英明、许胥臣、徐光启等人使用的“礼失求野”之说，则仍被官方所接受，甚至采入正史，广为流传。
    徐光启作为明代改历的功臣，其地位、影响均无人可以替代，他采用西学的主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言论有时借用同时代人的看法，同时也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在李锐等人的协助下，阮元对清代的历算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畴人传》可说是这一方面言论的集大成之作，在“利玛窦传”后论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16］，卷44，7页）由此可见，阮元对徐光启高度赞誉利玛窦十分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