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护主义先驱的宣传和鼓动
    虽然直到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才掀起了大规模的资源保护运动，但早在这一运动兴起之前，零星的保护行动就开始了。由来自不同领域的文人学者、艺术家、野外活动家和社会上层人士等组成的民间保护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了环境破坏所引起的问题，呼吁进行资源保护。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为保护主义积蓄着力量，也在慢慢地改变着美国人的观念，为扭转当时所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做出了贡献。
    当大部分浪漫主义者还仅仅停留在对自然之壮美的描述和歌颂、对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而哀叹的时候，著名的画家乔治·卡特林是第一个转变到呼吁保护的浪漫派人士。他于19世纪30年代到西部去写生，观察到印第安人为了获取白人的供应品而疯狂猎杀野牛的场景，感到有必要用一个巨大的公园把这一切都保护起来：“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44）在游历欧洲归来后，霍勒斯·格里利在1851年也向美国人大声呼吁保护的必要性：“在国内的朋友们，我要求你们保留并珍藏一片你们的原始森林，因为当它们被砍光的时候，我知道那将很难恢复了。”（45）
    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也是推动环境保护的早期智者之一。梭罗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从传统的田园乡村社会向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变化的社会，无数的森林和荒野被改造成了农田和城镇。正是看到了森林的快速消失，1858年，梭罗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呼吁在马萨诸塞的每个城镇都保留一片500英亩至1000英亩的森林。梭罗责问道：“在某些土地被赠予哈佛学院或另一个机构时，为什么不能将另外一些土地授予康科德做森林或越橘林用？”（46）梭罗的思想对后来美国的环境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作“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自然阐释者，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47）
    与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然的激情歌颂和对人类破坏行为的愤怒贬斥相比，这个时期受过科学训练的一批专业人士在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行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影响等问题上具有了更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乔治·帕金斯·马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马什在借鉴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担任驻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外交官的机会，详细考察了人类活动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最终于1864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作用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的许多观点早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主义的纲领：“人类在各地都是一种扰乱性因素，其脚步所到之处，大自然的和谐就变成了不和谐。”（48）1874年，《国家》（The Nation）杂志称赞该书是“曾经出版的最有用途和最具建设性的著作之一”。（49）著名的城市史专家芒福德·刘易斯称赞该书是“保护主义的源头”。（50）
    如果说以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们还局限于对自然的赞叹、对人类破坏活动进行批评的话，那么，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批自然主义者则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之中，为扭转人们的环境观念做出了贡献。约翰·缪尔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最杰出的保护主义者，他从其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念出发，形成了一套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的理念，这与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基于资源的有用性和科学管理而主导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具有很大的不同。在缪尔看来，自然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而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等资源保护主义者来说，“保护森林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增加和维持我们国家的资源供应以及依靠资源的工业的发展。保护我们的森林是一项迫切的商业需求”。（51）
    缪尔是19世纪后期美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一位重要的领袖，他直接促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建立。1892年，他创建了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直到1914年去世前一直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缪尔还领导了20世纪初期反对在约塞米蒂公园内修建水坝的赫奇赫奇运动。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阻止大坝的建立，却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公众，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史学者多尔曼指出：缪尔和其他人的宣传活动“把环境意识带出了少数智者和学者的书房与沙龙，走向了国家的政策和政治的层面”。（52）
    除了这些关注荒野和森林的保护派以外，在19世纪后期还有一些主要由城市中间阶层的妇女所组成的社会改革派，她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当平肖与缪尔忙于赫奇赫奇争论的时候，艾丽斯·汉密尔顿（Alice Hamilton）正在关注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如铅中毒问题。她对芝加哥屠宰场的卫生状况的调查，直接导致了美国《食品卫生法》的出台。艾伦·理查兹（Ellen Richards）则将生态学理论用于城市环境，创建了人类生态学，关注城市卫生和城市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她们的草根行动也为推动美国人环境观念的改变和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到19世纪后期，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机械主义环境伦理遭到批判，自然界中未被人类破坏的荒野被当成了人们逃避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避难所，受到狂热的追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北美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美国不仅初步确立了资源保护的基本框架，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国人环境观念的变化，保护主义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一个社会的自然观念对于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环境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决定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然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对自然的丑化、贬低与对自然的肆意破坏行为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19世纪后期，美国人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地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环境关系模式转向了对自然的欣赏和赞美，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共存与和谐这样一种崭新的关系模式。这一转变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兴起的先导和动力来源，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原来那种不计环境代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保护主义体系下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