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是“青年领袖项目”最终确立的推动力量。1962年初，罗伯特·肯尼迪访问亚洲，在那里，他异常吃惊地注意到“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精英，在每个国家的大学、学生群体、劳工组织和知识分子中的出色活动”（21）。访问归来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刻建议“对青年人这一目标群体给予新的关注”（22），并得到总统肯尼迪与国务卿腊斯克的支持。
    1962年4月，在腊斯克“重视青年”构想的总体指导下，美国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全面规划正式启动。为争取并赢得第三世界青年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完善“青年领袖项目”的机构与建制。在美国政府上层，一个“部际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IAYC）组建起来。该委员会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平队（23）与白宫的高级官员组成，由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任主席。（24）IAYC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为重要的青年政策制定、执行与协调机构。总统肯尼迪曾肯定地说：“IAYC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接近海外青年人并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是极其重要的。青年领袖项目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驻外使团，都是高度优先性的活动。”（25）
    在青年政策方面，“部际青年委员会”固然是一个创举，但为协调某一具体工作而在政府各部间成立部际委员会并不为奇。事实上，“青年领袖项目”真正令人瞩目之处是其在海外驻地各基层青年委员会的构建，以及这些基层机构扎实而有效的工作。IAYC成立后，很快就“可以用来在海外推行青年领袖项目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评估。二战以后，美国在海外急速扩张，其驻外机构和人员成倍增长。常驻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各使领馆外事官员、国际开发署技术人员和项目官员、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人员、军事援助顾问小组（MAAG）官员和军事随员，还有和平队的庞大队伍，都可予以利用。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在每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组建了国家团队（Country Team），一般由驻该国大使负总责，就一些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松散的协作。（26）IAYC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驻地青年委员会，进而任命青年领袖项目协调人。根据IAYC指导文件，青年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确保驻外使团在实施所有的项目和活动时，把青年或未来领袖因素考虑在内。（27）
    “部际青年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个完整而明确的“青年政策”，以便于指导自上而下两级青年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此前各相关机构都曾出台有关青年政策的指导原则，IAYC遂综合各方意见，形成一份具有政策指南性质的报告。关于“青年政策”的目标，文件规定：美国必须“获得对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的绝对影响力，促使其通过民主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此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美国预见到其将遭遇来自共产主义的竞争，因此，美国应当“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挫败并破坏共产主义的进攻”。关于“青年政策”的目标群体，文件规定：“青年”并非特指年龄，而是指那些处于领导层之下、但有望成为未来国家领导者的潜在领袖。这样的领袖最有可能在大学和知识界、劳工和商业部门、政治圈和武装部队，以及其他专业部门产生。关于青年领袖项目的行动步骤，文件设计了一个分三步走的完整方案，即：确认和识别潜在领袖，接触和培养他们；最终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28）
    这份名为“重视青年--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的报告，经历了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政府过渡，并得到后者的批准。国务卿腊斯克后来总结“青年政策”的重要性时说：“我们都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快速的、有时是暴力的变革：青年人，单独或作为群体，对当前重大事件有强大的冲击力。……我们必须做出更大努力，以识别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并对其态度和行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此事比我们传统外交要应对的事务重要得多。”（29）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政府高层的直接关注下，美国完善了对第三世界“青年领袖项目”的政策规划和机构建制。任务下达之后，美国政府成员和IAYC官员不断到驻外使团进行视察，借以“强调对‘重视青年’计划的持续关注，并推动其继续努力”（30）。应该说，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青年领袖项目”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运行动力。然而，从政策实践来看，识别、接触乃至影响第三世界潜在领袖的工作异常艰难，其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矛盾性、敏感性和政策风险。
    作为项目的起步环节，定位与识别潜在的青年领袖显得尤为困难。驻地青年委员会认为，一般来说，未来领袖会从大学生、劳工、军队及政府的下层梯队中产生，但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都有所不同。在亚洲，知识青年、特别是学生成为未来领袖的可能性要大。美国可以通过国际会议、政治集会或其他活动中青年的表现来识别出潜在的领袖。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亚洲青年学生对上一代掌权者往往充满轻视和憎恶，因此又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打压。（31）在拉美，由于“西班牙遗留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的封建性质”，大学在政治思想的构建中有极其重要的责任，但领导权总是为一小撮社会精英所控制。（32）在非洲，识别青年领袖的工作更加复杂。很多情况下，政治领袖往往产生于社会底层，青年知识分子则缺少底层民众的支持。1968年初，副总统汉弗莱（Humphrey）访问非洲九国，忧心忡忡地看到非洲的青年领袖往往是汤姆·姆博亚（Tom Mboya）（33）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当地使团对于如何接触这样的青年人，如果培养能够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下一代非洲领袖，几乎无所作为”（34）。概言之，在定位青年领袖问题上，美国面临的问题是：难以识别；识别出来的潜在领袖可能因政治因素被打压；识别出来的潜在领袖可能不愿与美国接触，或本质上就是反美主义者。
    与识别青年领袖密切相关的下一环是接触与培养潜在的领袖人物。由于上一环节面临种种问题，驻地青年委员会认为，虽然没有办法精确定位未来的领袖人选，但另一种可行的方式是确认可能会产生领袖的群体，并针对该群体展开行动。（35）“青年领袖项目”的目标群体由此出现无限扩大化的趋势。同时，参与项目的官员认为，为避免引起反感，接触潜在领袖最有效的方式是私人的、面对面的交往。通过交流、接触、座谈，通过共同活动，甚至通过夫人俱乐部，自然而然地展现美国的民主形象，并向青年领袖传递诸如“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如何树立现实主义目标”这样的观念。（36）扩大化了的目标群体和“公共外交”式的接触方式，使驻地青年委员会出现严重的人员不足。原本，和平队及其庞大的海外志愿者团体是被包括进“青年领袖项目”中的。1966年8月，约翰逊政府重申，和平队应当在“青年领袖项目”中与外交使团积极合作。（37）然而，和平队的负责人却对此表现出畏难情绪，在他们看来，和平队有完全不同的使命，如果和平队向政府其他机构透露信息的任何做法被泄露出来，会引发极大的政治问题。（38）更重要的是，60年代中后期，美国青年亦处于政治不满与社会反抗当中。副总统汉弗莱感慨，和平队中的美国青年对美国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更不用说宣传美国的伟大经验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