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触，如果一个青年或青年群体被认定为有发展潜力，美国政府还要“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培养他（们）”。通过提供旅行经费，邀请其访美，帮助其在党派或国家获得更多威信；通过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为其积累成为领袖的资本，如对私人计划提供贷款、训练、军事援助，或者进行社区发展或双边研究中心等合作项目；通过鼓励地区间未来领袖的交流访问与观点交换，使其分享有价值的经验，并赢得额外的威信；甚至可以通过隐蔽行动，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帮助。（40）
    “青年领袖项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第三世界的未来领袖施加影响，使其抵制共产主义的宣传，坚定地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持续而规模庞大，种种手段和措施难以备述。从国家层面来看，1961年和1966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两个法案，即“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41）与“国际教育法案”，为发展针对第三世界未来领袖的教育和训练项目提供了法律依据。（42）这一时期，“青年领袖项目”不断扩大。如致力于“加强非洲潜在领袖与美国人民和机构之间交流”的非洲子项目，仅1964财年就新增517个名额；青年领袖项目中还有专为非洲国家有领导潜力的难民学生提供训练机会的子项目，该项目资助的人数于三年间增长了三倍。（43）从基层角度来讲，美国各驻地青年委员会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不尽相同，但均按照“青年政策”指示的方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累加起来的规模堪称宏大。（44）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躁动不安的青年”（Restless Youth），或者说对学生运动的关注，使“青年领袖项目”偏离了原来的轨道。1967年初，受国内和国际学生运动困扰的约翰逊总统指示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就世界范围的青年和学生运动提交评估报告。这份长达两百多页、名为“躁动不安的青年”的报告于1968年秋完成，（45）并引发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争论。报告促使约翰逊政府做出决定：必须密切监视学生运动的形势，“毕竟，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与这些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脱离联系而引发的危险”（46）。政府高层注意力的转移和国际政治现实也影响到了各驻地青年委员会。1968年，应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的要求，各驻外使馆就各自实施青年领袖项目的情况和青年领袖项目的优先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各驻外使馆给予青年领袖项目的优先性普遍降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青年领袖项目更因受制于驻在国国内政治形势和越战等国际因素而难以开展。在其后召开的IAYC会议上，来自国务院的代表埃文斯（Evans）特别提示，“青年领袖项目”和当前的青年抗议运动是两回事，希望各驻外使馆加以区分。而同样来自国务院的鲁滨逊（Robinson）则建议，应当根据新的环境因素，重新评估当前争取青年努力的框架。（47）然而，由于约翰逊任期将满，这些争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应该说，“青年领袖项目”只是冷战时期美国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全面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片段或一小簇枝叶。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宣传战和心理战，肯尼迪之后所谓的文化外交或公共外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战的一部分。美国官方文件中关于“意识形态战”的界定是：它是针对美国以外受众的持续活动，主要指向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中当前的和潜在的领袖；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和案例，向以其为导向的广大民众施加影响。其目的是确保对“自由世界”体制与原则的系统性理解，并拒绝一切“否定自由表达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或其他意识形态”（48）。由此可见，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等观念，不过是一种美国式意识形态，“是对第三世界民众进行洗脑的工具”（49）。
    肯尼迪继任美国总统后，为了与其打造的“新边疆”政治形象相配合，开始宣扬文化外交理念，竭力撇清“情报宣传”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50），包括“青年领袖项目”在内的文化外交活动，其意识形态灌输色彩仍然非常鲜明。腊斯克曾总结说，“60年代开始，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美国认同的世界秩序，在其中，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尤其重要”。他同时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击共产主义是建立新世界秩序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正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共产主义模式的世界秩序”（51），从而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样，“青年政策”文件指南亦写明：美国只有对第三世界青年领袖施加“绝对的影响”，才能使其仿效美国式发展道路，在自己国家实施民主与社会改革，进而“挫败并破坏共产主义的进攻”（52）。因此，对于“青年领袖项目”来说，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与反击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合而为一的。
    对诸如“青年领袖项目”这样名称不断变更，但实质皆为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各种心理战项目进行得失评价非常困难。一方面，无论是文化、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都很难予以量化考察；另一方面，青年领袖项目的目标群体很少留下其如何回应美国宣传的记录或文字。不过，我们仍可依据美国“青年政策”预设的目标，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实，对“青年领袖项目”的实施效果加以分析。
    从短期来看，“青年领袖项目”在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挫折，其失败是明显的。一方面，越南战争导致世界反美学生运动勃发。受国内国际学生运动的影响，“青年领袖项目”的推行在约翰逊执政末期变得日益艰难。“青年政策”的目标亦发生严重偏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监视和控制青年及学生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青年政策”预设的争取第三世界潜在领袖的目标受到干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走向其政策的反面。当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地将第三世界青年带到美国，希望其接受美国文化熏陶时，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思想大反叛的洪流中。许多第三世界青年精英在美国大学学习，带回了全新的文学、音乐和时尚观念，同时也带回了反文化的思想和潮流。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最能激励青年精英的英雄形象，一个是切·格瓦拉，另一个则是美国的“嬉皮”反叛者。（53）
    “青年领袖项目”在约翰逊政府末期的失败，与那个时期的背景，特别是与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密切相关。在剧烈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模式并不为第三世界认同，甚至面临着许多的政治尴尬。首先，“青年领袖项目”面临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两难选择。在非洲大陆和亚洲的相当部分地区，当地人同传统的殖民主义斗争仍在继续。有些传统殖民势力虽然撤走，但留下了其扶植起来的、严重依赖前宗主国的傀儡政权。美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潜在领袖可能就产生于反政府力量中。因此，“青年领袖项目”的一部分努力就是与这些反对派接触，但同时又要防止前宗主国（通常是美国的欧洲盟友）知晓。正因为如此，一些美国退役外交官将失败归结于：既无法忽视这些反政府力量，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领袖；又无法过多接触，怕触怒美国的北约盟友，结果使“共产主义支持的政治力量占据了上风”（54）。其次，“青年领袖项目”树立美国正面形象的努力与美国随意干涉他国的现实相矛盾。美国在亚洲的驻地青年委员会曾表示，他们认识到了青年问题的重要性，但困难在于“使团只能在当地政治氛围允许的情况内展开活动，但往往受到无法掌控的形势的阻碍，如阿以冲突或越南战争”（55）。最后，“青年领袖项目”遭到第三世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反美青年的抵制。美国清楚，争取这个青年群体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属于某个会诞生国家领袖的组织--不会等到明天，可能就在今天下午或晚上”（56）。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接触反美青年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乌拉圭等国青年展开的反美示威游行证明了这一点。（57）
    “青年领袖项目”虽然在一定时期遭遇挫折，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对第三世界青年持之以恒开展的教育交流、文化输出、海外图书馆和新闻广播等心理战项目，或许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塑造、政治路径选择，甚至冷战的结果产生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入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