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大规模战事不断，①加之税收系统效率低下、军制败坏，中央政府陷入空前财政危机。②公元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为扭转中央及皇室的财政颓势，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向全国各地派遣宦官充任矿监和税使，以扩大财源和增加税收力度。万历的这一政策不但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而且诱发了全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抗税骚乱，史称“民变”或“兵变”。③但是，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活动风起云涌，其结局却大相径庭。在1601年苏州的民变中，一个名叫葛成的丝织工人指挥成千上万的民众冲击了税使孙隆的衙门，杀死了多名税务官员，焚烧了他们的住宅，迫使孙隆逃往杭州，给了孙隆临时增设的税务机关以致命的打击。可是，这场民变虽然起始规模巨大，它给社会和平民财产带来的损害却相对较小，随着葛成在第五天戏剧性地前往官府投案自首，当地政府体面地结束了此次危机。而在同时期的武昌，类似的抗税骚乱自1599至1601年间两次爆发并演变成当地军队和民众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其最严重时甚至造成了湖广全境行政和交通的瘫痪。为什么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苏州和武昌的抗税骚乱会演变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换言之，为什么苏州民变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解决，而武昌民变的规模却一再升级，并最终发展成整个湖广地区局势的失控呢？本文将试图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一个初步解答。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集团，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这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题上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个从科层制国家(bureaucratic state)到寡头国家 (autocratic state)的转变。④太监税使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其政绩也仅仅体现在税收数量上，与地方政府相比，他们的权力有很大的向上不向下倾向且行为具有很大的短期性，因此他们的许多杀鸡取卵的做法成了各地民变的根源。同时，万历的这种跨越地方科层和精英集团的做法因为“不合祖制”在中央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在地方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这就大大加剧了国家内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国家对民变的处理提供了变数。但是，万历的税收新政虽然在多处引发了民变，这些民变的发展轨迹却大不相同。在比较了苏州和武昌两地的民变发展后，我们认为造成民变发展不同方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税使进驻后地方科层在处理地方事物上仍享有自主性的程度以及统治集团在民变发生后的理性决策能力。
    苏州税务是国家财政命脉，苏州织造局因此自永乐年间就已经由皇帝派遣的太监来管理。苏州官员对税使太监的存在并不陌生，税使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权限界定也因为有长期的磨合而比较清楚，或者说税使在苏州的运作已在常年累月中被例行化了(institutionalization)。具体来说，太监孙隆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授命“带征苏松等处课税”之前已经是主管苏杭织造的太监，⑤苏州地方官员对孙隆早已熟悉，他们没有对万历的任命表示公开反对。由于苏州官员与税使之间在表面上相安无事，授命后的孙隆虽然权力大了一些，苏州官员在军事和行政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得民变发生后苏州地方官员能利用其政府能力与民变群众达成良性互动，并审时度势地将民变迅速加以控制。而在武昌，太监陈奉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派遣到荆州市征收店税后马上就遭到了地方官员的反对，当地有的官员鼓动本地名流组织民众来驱逐税使及其委任的爪牙，⑥有的官员则通过巡按御史及科道官员在万历面前控告陈奉的不法行为。⑦这种直接对抗税使的做法导致了万历的压制，一些官员因此丧职，而告御状行为却被万历理解为朝中官员有意向他的“新经济政策”挑战。两因相加的总体结果是，太监陈奉的权力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地方政府沦为陈奉的附庸。武昌地方政府在平时缺乏对税使势力的约束力，因此税使行为张狂，而在民变发生后又无力成为独立于税使之外的一个能驾驭民变的力量，从而不能对民变作出理性的对策。再加上武昌地区官员在通过科道官告御状时卷入了京城的党争，这更激怒了万历，使得他在决策时偏袒税使。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延缓了政府对民变的处置，武昌民变因此历时数年才得以平息。
    一、理论背景
    国内有些学者曾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万历年间苏州和湖广地区的民变作出过分析（洪焕椿，1980；汤纲、南炳文，2003）。在他们眼里，万历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许多阶级和阶层的联合行动”，而它们的失败则在于民变“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以及手工工人、小商贩在政治上的幼稚”，从而没有“从社会制度的高度上提出变革要求”（汤纲、南炳文，2003:771）。这类解释敏锐地抓住了晚明时期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这一事实，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晚明时发达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市场经济与在英国首先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赵鼎新， 2006a）。同时，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这些作者力图寻找出抗税骚乱者本身所能代表的阶级或阶层。但是，正如汤纲和南炳文先生自己所指出的：“参加这些民变和兵变的人员，包括了城镇中的工商业者、手工工人、小商贩，由诸生、举人、乡官组成的乡绅，以及其他城市居民……地方官……常有以某种方式对民变加以支持者……”（汤纲、南炳文， 2003:770-771）民变和兵变的参与和支持者包括了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除非我们能论证这些不同阶层人士参与骚乱的主要基础是他们的阶级认同，否则仅仅根据客观身份来推断他们的主观阶级认同是决不可取的（Mann,1993:chap.15-18;Thompson,1968；赵鼎新，2006b：第七章）。更重要的是，从苏州和武昌两地的兵变发展来看，虽然万历时期各地发生了多次骚乱，它们的发展遵循着不同轨迹，可是我们看不出这些地方的百姓在阶级意识的强弱这一点上有什么差别，因此阶级理论很难对本文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通过对近代中华帝国和同时期欧洲国家抗税骚乱的比较，王国斌 (Wong,1997:250-251)认为当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开始渗透到地方社区进行征税的时候，中国的地方社会却因为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而出现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并开始挑战国家征税的权力。当中央政府力图增加税收以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时候，这一政策因为不能获得地方官员及名流的支持而引发了抗税骚乱。王国斌对于近代中华帝国中央政府权威下降，由此引发对地方失控的描述符合明清晚期的历史事实，也和一些早先的研究成果互相呼应（Skocpol,1979；孔飞力，1990）。王国斌在他的分析中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纳入对中国近代集体行动的考量之中，这些都是阶级理论所不具有的特点。但是在他的分析模式中，国家尚处于一个较为被动和抽象的地位，国家性质的改变在中国偌大的一个国度似乎有着一致的效应。王国斌所关心的是中国和欧洲在同一时期内的异同，他的理论因此不能回答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万历年间这一历史背景下，苏州和武昌两地起源相似的抗税骚乱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形式。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跨越王国斌所采用的一种比较粗放的历史比较视角来考察苏州和武昌两地地方政府的不同性质，以及它们与税使和朝廷之间的不同关系对民变发展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