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武昌的民变，湖广当局的自主性和政府能力的缺失是导致民变失控的最大原因。湖广部分官僚在税使到来之际就纵容甚至鼓动本地名流组织民众来驱逐税使及其委任的税官。(30)湖广部分官员还通过科道官告御状攻击税使并连带攻击万历“新政”。万历无法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只好以地方官员依托在京官员实行“党护”为借口，通过处罚他们来发泄对科道官员“不敬”的怒气。(31)就这样，湖广官员卷入了京城的党争，成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斗气的牺牲品。此后地方科层的权力在皇权的威慑下迅速萎缩。由于害怕丢失官职，当地主要官员不得不依附于税使，这就降低了湖广当局在地方精英和民众心中的威信。在平时，人们对湖广当局的不满很快随着税官肆无忌惮的敲诈行为而蔓延，湖广官员的无能被当地民众视为和税使沆瀣一气的表现。当民变发生时，湖广当局和税使一并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由于自主性的丧失，湖广当局面对民变显得毫无能力。就军队的调度权而言，由于税使陈奉对当地官军有实际的支配权，(32)民变发生后当地政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了官军镇压民变。然而，在当时的军队和民变群众的数量对比下，军事镇压不仅不能扑灭骚乱，反而触犯了众怒，民变于是往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湖广当局的行为模式还破坏了其与本地名流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地方精英推向骚乱参与者一方。由于沦为税使附庸的地方政府完全站在了民变的对立面，处在骚乱中的地方精英无法不站在民众一边；在这种紧急关头任何亲地方政府的姿态都会使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受到民变的威胁。至此，除了撤换当地主要行政官员或调动军队进行全面的武力镇压，中央政府已没有其他较为可行的办法来扭转局面了。
    在缺乏独立处理民变能力的情况下，湖广地区政府不得不求助于中央政府的干预，这就在民变的处理过程中带入了京城复杂权力斗争的因素。民变发生后，京城中众多持道德保守主义立场的科道官员趁机上奏，要求皇帝处罚税使，并连带攻击万历“新政”乃至质疑皇帝的个人道德品质。在这种情形下，万历当然不肯让步，高级官员也不敢轻举妄动，以免误落政治陷阱。(33)在这种情况下，武昌民变的信息传到中央后，为了避免遭到科道官员们的新一轮指责，万历迟迟不愿与在朝官员商讨局势对策。中央的高级官员们又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下瞻前顾后，统一意见经久不能形成，这些都延误了解决民变的时机，使得整个湖广地区的局面在很长时期内失控。
    注释：
    ①主要指平定宁夏、播州叛乱以及援朝对日战争所需要的巨额军费，也就是所谓的“万历三大征”。
    ②明初军队采取卫所制。在16世纪中期的抗倭战争中，一些东南省份采取了直接由将领在农村招募青年的募兵制。募兵的战斗力强，并因与将领的私人关系紧密而易于指挥。但由于募兵所耗费的饷银要大大高于卫所兵，这便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关于募兵制度和帝国财政关系的讨论，请参考黄仁宇(2001:374-385)。关于江南各省份募兵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将领私人关系的讨论，请参见孔飞力(1990:128-129)关于戚家军的记述。
    ③参见汤纲、南炳仁在《断代史系列·明史》(2003:762-771)中关于由此项政策而导致的民变和兵变的统计。
    ④寡头政体指的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科层制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不信任科层和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跨越科层而作出种种决策。由于寡头喜好跨越科层，其决策不容易理性化。寡头政体也很难消化和吸收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即韦伯所说的“例行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的能力很差。关于寡头政体的详细定义请见迈克丹尼尔的论述 (McDaniel,1991)。
    ⑤《明神宗实录》，卷331。
    ⑥根据汤纲和南炳文的统计，湖广地区有十二个行政府（州）县及商业市镇在第一次武昌民变前发生过当地民众驱逐陈奉的抗税骚乱。参见汤纲、南炳文(2003:764)。
    ⑦以下是明代中央决策的一个主要模式：在明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处的内阁要比作为行政机关的六部享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内阁大学士因此是中央政府实际的总长官，虽然在名义上大学士的品阶要比六部尚书低。作为皇帝的私人参谋，内阁大学士可以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由条旨票拟的方式附在各种奏章后面一同送交皇帝，皇帝通常会优先考虑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皇帝批复后的诏书必须发给六部尚书，经六科给事中讨论后再予以实施。如有不妥，六科给事中可以实行封驳权，将诏书退回皇帝要求重新拟定。设在中央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别对应监察全国十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布政司。都察院的最高长官和六部尚书同称“七卿”，是京城的主要高级官员。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都是七品衔，他们组成了中央政府中主要的低品级官员群体，并称为“科道官”。他们的品级虽然低，但却可以对皇帝的诏书提出反对意见，也可以弹劾任何中央或地方上的高品级官员。有关明代政治制度的详细讨论请见钱穆的论述（钱穆，2001）。
    ⑧我们一般将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视角的形成归功于托克维尔在《旧政体与法国革命》一书(Tocqueville,1955)。托克维尔在书中将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他认为路易十四的成功集权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使得法国贵族丧失了其社会功能，国家权力直接插入民间，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因而转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由此埋下了法国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