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州民变（1601年）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及杭州周边府县的各类商业税收。孙隆将其衙门设置在苏州城中由他主管的苏州织造局内。苏州织造局建于洪武元年，是国家控制的手工业工场，负责提供宫廷所需的岁造缎匹。⑩从嘉靖年间开始，苏州织造局开始采取“领织”制度--即将岁造这一徭役的征收面扩大到所有当地的织户范围内，而只保留少部分的在籍匠户来完成剩余的岁造配额。明朝中叶后，这一商业税收方式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征收定额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第二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因为徭役征收面可大可小，而征收面的扩大牵扯到户籍调查、价格制定以及分派解运等众多操作上的问题。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引发民愤。
    这两个特点使得苏州织造局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种较为紧张的关系。钦差太监拥有扩大岁造定额的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一般并不能从这项税收中获得利润。相反，为了完成指派的税额，当地政府有时甚至需要挪用部分资金去弥补亏空。当地官员因此往往不愿意配合太监来完成这项工作。孙隆奉旨“带征”后有权插手苏州地方政府的税收事务，他与本地官员的矛盾必然会变得更大。但是，毕竟苏州官员已有着长期和税使太监包括孙隆打交道的经验，故与武昌不同，孙隆的任命并没有马上引发地方官员的群起反对，从而避免了与万历皇帝直接对垒的后果。
    明代由地方政府和户部共同管理的钞关以及税课司局所征收的商业税率一直很低（黄仁宇，2001:300-308），孙隆显然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增税潜力。他的扩税政策也正是从商业税开始，这就有了所谓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明神宗实录》，卷361）。遭到苏州商民罢市的抵制后，孙隆调整了其税收策略，采取了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新法 （《明神宗实录》，卷361）。他模仿京城宦官同僚所采用的城门征税方式(Tsai,1996:170-173)，在通往苏州城的主要水道及各个城门安插由自己委任的税官，向过往商贩征税。他们征税的范围极广，连小商贩及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农民也不放过。(11)万历在任命中并没有提及太监税使和当地政府的税务系统（即“有司”）的具体权限划分。孙隆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小范围多税卡的设置，势必造成严重的重征叠税。
    这一税收政策施行后，丝织原料由于运输费用的提高而价格上扬，同时“行商”的减少又导致了丝织成品需求的锐减。苏州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丝织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万历二十九年春（1601年），苏州地区暴雨成灾，不仅粮食减产，而且还因蚕桑地被淹而造成丝价进一步提升（参见朱国祯，《皇明史概·皇明大事记》［1984：卷44］）。五月中旬，孙隆再次入驻苏州织造局，与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完成他在年初提出的税收预算。当地官员迫于形势答应暂时挪用地方的库存银来填补部分预算亏空，其余部分则不得不取自于民间。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曹时聘在苏州骚乱后发回的报告称：“五月初，（孙）隆入苏，会议五关之税。额数不敷、暂借库银那借。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华、徐成等十二家，乐委查税。擅自加增，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明神宗实录》，卷 361）。而根据朱国祯的《皇明史概》记载：“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朱国祯， 1984：卷44）。从这两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孙隆此时甚至违背了自己曾承诺的“不征坐贾”的原则，开始向本地织户收取生产税。
    明朝钞关和税课司局的大部分人员是从地方里甲征用上来的书办和隶卒。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报酬，也不给工食，甚至还要缴纳指派的税额。这样的税官在征税时自然就会有很大的滥用职权的倾向（黄仁宇，2001:300-308）。问题是，政府常规税务系统至少有审核制度以确认税收代理人是否有舞弊行为，而孙隆临时设立的征税部门却没有类似的审核制度。(12)因此，税监委派的税收代理人就变成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职位。税使本人和他的随从经常通过出售这些代理人职位来获取额外的财富。已然获取这些职位的人则当然就会通过敲诈勒索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财富--只要交足税使分派的额度，剩余的就归自己所有。这就有了曹时聘的报告中“棍徒”这一字眼。可以想象，敢于谋取这些税收代理职位的人，不仅要有一定的“购买”能力，还要承担相当的恶名和人身安全风险。有社会地位的本地名流一般不会涉入此道，而普通民众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和胆量来获取这些职位。于是，一些有帮派背景的无业人员就成为了最佳人选。据称一位名叫丁元复的本地巨绅暗中支持了这些人投效孙隆，并很可能为他们向孙及其参随黄建节支付了购买税收代理人职位的费用。其中不少“积棍”甚至可能是丁元复曾雇佣过的家丁仆役或者私人保镖，他们属于宋代以来在城市中产生的“帮闲”群体。(13)
    孙隆违背他的许诺对丝织行业征收生产税是苏州民变的直接起因。(14)进入六月，机户开始全面罢织。这马上就断绝了每日聚集在玄妙观前等待织户雇佣的数千机匠的生路。同样，几千名染工也因为染坊关门而顿时处于失业状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361）。六月六日，两千多名佣工聚集在苏州城东北的娄门附近，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随后，大家进城来到丝织业工匠的行会所在地玄妙观道院，举行了誓神仪式。葛成在誓神时要求大家只与税监及其爪牙作对，严禁趁乱哄抢当地居民的财物。随后将参与者分作六队，每队由一人率领，持蕉扇为号，其他人则手执绞棍跟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