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留声机器”，不是当时流行的留声机，而是新出现的录音机，因一时无法命名，故以旧称代替。小林洋行是一家总行设于东京的老牌商号，因“与东西洋各制造厂均有联属”，故能迅速采办欧美最新发明的器具。1906年小林洋行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开设分号，故录音机首先在天津出现。
    据该公司刊登于《大公报》的广告图片显示，当时传入的录音机为一长方体，体积大约为：长30厘米，高10厘米，宽度不详。录音机顶部有几个按钮，根据广告说明书，它们起放音、倒带的作用，通过倒带可反复收听某一部分的内容，基本功能与今类似。这种录音机配有双耳机，靠耳机收听录音。广告词如下：“本器系美国哪古纳尔否诺估拉弗公司兴[新]出，所收纯取世界著名专门学家之语音，并无下流社会声响，听之清楚，腔调扬抑，均是恰如请洋师当面授受。
    此器又有反复器，或声音偶有遗漏未能审察，可以拓转机关，反复再听。诸位官绅如公私事繁，家置一具，亦可以随时得闲学话，即家居淑女贤婉，可省上学之累，实得独学自在之事，必可养成真正叙谈之才。”（注：《勿惊灵便学语话匣》，《大公报》1907年5月14日。）
    广告点明：此录音机系美国一家公司出品，具有倒带功能（“有反复器”），主要用于学习外语。广告词中本文未录入部分，还介绍了该录音机配备有“英汉合璧会话”录音磁带，此机“在日本销数甚多”，在中国系小林洋行“一家专售”等。
    5.飞机：飞机是由中国留学生输入且为他们所制造。
    飞机于1903年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当年12月17日他俩驾驶一架12马力的双叶飞机在空中飞行了260米，时间为59秒。
    1910年8月15日中国留日学生李宝焌、 刘佐臣携带他们在日本制成的单叶飞机一架，回国开辟航空事业。他们的回国，受到中国驻日公使的支持，因“此种秘密研究，关系匪轻，侨寓外邦，诸多未便。”（注：《节述研究飞行机之宗旨并声明帝国报七月十八日所载“行踪诡秘”一条之失实》，《大公报》1910年9月16日。）当年秋， 他们在北京发起“航空研究会”，把航空事业的未来前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国内同胞：“二十世纪之最令人注目者，莫如航空事业。列强研究，日益增加，航空机关，日趋完备。战备精利，耳目一新，于军事上占重要位置。敏捷灵活，实兼火车、轮船、电报之能。其在侦察搜索，则居高瞰下，可了然察敌之要害分布，敌之野战行止，捷行避险，尤其特长。其在交通，则往来便捷，地势不能限，营阵不能阻。其在攻击，则抛掷炸弹固其所长，而安置机关枪炮射击，亦着着进行，若陆军之集团部、军司令部、军方制造场、交通线路、海军根据地、舰队等，均可现其威力。他若地势撮[摄]影、险要探险，其效用于平时者，更非一端。航空机关系全军命脉，此理可预推也。”（注：《航空研究会发起及简章》，《大公报》1910年11月19日。）他们所预见的飞机能有效攻击地面部队特别是军事要塞，能利用空中优势侦察敌军动向，均为后来的实战所证实；他们所提出的空军为“全军命脉”，应掌握“制空中权”，更成为以后各国的重要军事思想。他们携带飞机回国并发起“航空研究会”，且希望在各国航空事业刚刚起步之时，中国抓住机遇，占着先鞭，建设强大的空军以抵御外国侵略。他们的设想并不是空想。因为当时的飞机制造技术远比火车、汽车简单，机身是用木条、竹条和钢条制成，配以汽油发动机，中国完全有能力制造。
    可以证实他们这一设想的，是中国另一飞机制造家冯如。
    冯如，广东恩平县人，幼年留学美国，1909至1910年，在美国制成飞机数架，先后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作飞行表演，“观者如堵，均称道弗置，以为世界著名飞船家，当不过是。”（注：《中国飞行家回粤近状》，《时报》1911年4月3日。）冯如的飞机，机身是用槐木和钢条制成的，“用笠巴坚韧丝弥缝”，马力75匹，飞机全部重量为725 英磅（注：《中国飞行家回粤近状》，《时报》1911年4月3日。）。
    1911年春，冯如携其自制飞机回国，在广州作首次归国飞行表演。不久，5月6日，法国飞行家环落（一译环龙、渥罗）至上海作飞行表演。这一中一西的两次表演引起中国人对飞机的极大兴趣。仅上海《时报》一家报纸，从5月中旬至下旬就刊登了各国各种飞机照片几十幅。 这些飞机大都用竹、木、钢条制成。八九月间，两广总督张鸣岐致电清政府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谘府，请重用冯如，为国效力。因冯如在美制造飞机，用去53000两，须由清政府代还，冯如即可归国。 但军谘府竟以“现时库帑支绌，办理此事尚无相当之的款，应俟本府议定办法后，再行奉闻”为由，拒绝了张鸣岐的要求（注：《军谘府竟不能用冯如》，《时报》1911年9月6日。）。而在此前后，军谘府则拨款从法国等国购买了飞机。
    上述几项世界科技新成果，从发明（或实际应用）到传入中国的时间，短则二三年（如X光机）， 长也不超出十年（如汽车从投放市场到传入），表明19世纪、20世纪之交，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对世界的窗口开得更大了，对世界科技新产品的需求更迫切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厂，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再禁止华人设厂，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各种机器源源进口，对外贸易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较前猛增，为科技新产品的输入打开了大门。又如，外国在华人数增加，他们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输入了一些日常必需品，从而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戊戌变法以后，社会风气已较前大为开通，经过维新派和其他思想开明人士的宣传，人们早已不再把西方器物视为“奇技淫巧”，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洋货”，抱有新奇和欢迎的态度，并力求仿制和推广这些东西。例如，X光机传入后， 戊戌政变后保留下来的维新派喉舌《中外日报》特发社论，提醒国人对这些输入的新器物不应仅仅“耀观瞻，矜奇异”，而应“引而伸之，另制新器”（注：《曷格斯射光机器说》，《中外日报》1899年9月1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思潮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戊戌维新时期各种报刊上的讲西学，谈新学，大部分讲的是天文地理和声光化电。维新派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除了讲这些东西，更讲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典章制度。在倡兴民权的同时也重视科学，这并非是维新派为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对西学的全面理解使然。这在客观上使维新派不因政治观点激进而成为孤家寡人，中国的社会风气也因维新运动而进一步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