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斯诺人道主义思想升华，并导致他人生发生剧变的事件是萨拉齐之行。萨拉齐是现属内蒙的一个偏远地方，而在当时，中国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灾荒频频，民不聊生，萨拉齐正在闹饥荒。斯诺一路上所见，满日疮痍，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连树皮也被饥民刮光。他写道：“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神精麻木。我在一处看到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像只气球。他使劲摇着他父亲的尸体，想要唤醒他。父亲光着膀子刚刚死在路上。……在我访问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运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注：《斯诺文集》（一），第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从量化递增到突变的一个转折点。斯诺总结说：“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终于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在很长时期内，我见识过各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惨象，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惊的一幕。”（注：《斯诺文集》（一），第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这种“觉醒”与“震惊”，是人道主义引发的灵魂振撼。萨拉齐之行后，斯诺怀着更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广泛考察中国，亲历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社会动荡。他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的浴血奋战；参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到云南矿井了解被他斥为“罪大恶极”的童工奴隶制；他还访问了宋庆龄、鲁迅，多方了解中国社会。渐渐地，他的思想增添了政治色彩，甚至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不过，他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注：《斯诺文集》（一），第16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之所以讨厌，是因为纳粹希特勒“否定了甚至人类的兄弟情谊原则，颂扬野蛮行径和血腥的迫害”（注：《斯诺文集》（一），第16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他谈到自己思想变化时还表白：“给我以社会主义逻辑的影响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也不是毛泽东。”（注：《斯诺文集》（一），第16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却是肖伯纳费边派和平主义缓和渐进的历史观。他申述道：“是肖伯纳使我相信，人类的进步能够超越相互掠夺的阶段”，“合作可以取代现有弱肉强食的经济制度”，合作也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必由之路”（注：《斯诺文集》（一），第16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不难看出，他的思想确有很大变化，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人道主义思想。
    当斯诺不由自主地参与中国人民斗争事业的时候，费正清正在北平的书斋里埋头史卷，撰写论文，创造条件，一步步地迈向哈佛大学中国学术开拓者的殿堂。他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学术界上层人士。交往的多是留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传教士以及通商口岸领事馆人员。他留迹的地方，多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迹胜地。他不像斯诺那样广泛接触中国严酷的现实生活。因而这一时期费正清眼中的中国，更多还是他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东方古国。在中国期间，他利用中国独有的文献资料，完成了第一篇博士论文。他对中国不像斯诺那样是投入者，而是一个以历史学家自诩的冷峻的观察者。他自白：“一个区域研究专家是一名旁观者，他有幸观察人世戏剧如何展开而又不落入俗套。”（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5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当中国政治状况日渐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威胁日加严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他顺利完成了学业，夫妻双双离开中国。其时心情如他自述：“我们觉得自己像老鼠一样匆匆地逃离即将下沉的船只。”（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6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哈佛讲坛，去筹谋自我设计的“费正清事业”。
    至此为止，费正清和斯诺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发展趋向的把握，还只是初始阶段，还不能决定他们日后在中国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就他们原本的思想与意识而言，他们都欣赏费边社温和的渐进论，他们都寄希望于国民党。一直到日本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并最终挑起侵华战争，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段动荡的政治风云，目睹了国共两党所作所为，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斯诺冲破层层封锁，到陕北根据地考察，跟中共领导人直接接触，才使他的一生，跟中国革命真正融合起来。他说：“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一起。”（注：《斯诺文集》（一），第2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斯诺红区之行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费正清奉召暂离哈佛校园，到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由于广泛接触了战时中国社会，有机会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方人士交往，了解到民心所向，他凭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与洞察力，相当准确地判断出国共两党兴衰与权力消长的必然趋势，思想取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谈到战时这段重要的经历，他说：“它使我走出书斋，投身世界事务之中，并显而易见地重新塑造了我。”（注：《费正清自传》第2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费正清和斯诺这两个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下，由“远方崇拜”的诱发，产生了外拓性的人生追求。而后，一个由功利主义驱动，一个以人道主义发端，在中国剧烈的政治变动中，锻造并成就了个人的功业。可以说，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及其多蹇的历史，为他们发挥才智，施展抱负，提供了巨大的历史舞台。是中国，为美利坚合众国造就了两个世界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