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文文献中有关丝绸在藏区的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出，明代藏族拥有的丝绸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如《后藏志》记载，江孜建成白居寺，于藏历土狗年(1418)三月，“聘请三十七名裁缝用二十七天缝制了利见佛的缎制佛像，佛像正中是高达八十肘的释迦佛，眷属为双二胜，作伴的客位神像是：燃灯佛、弥勒佛、十六罗汉。上方为手持飞幡的天神之子，宝座正中有持梃护法神像”。次年(1419)，“自角宿月(藏历三月)十五日的节日那天起，用金丝库缎二十三匹又九节不满一匹的零头缝制巨大金幡，神幡条幅用金丝库缎二十二匹，又用二十二方丝缎抽纱搓线缝制，金幡高三十三肘，宽为八幅库缎，正中是弥勒佛像，高十八肘，……另外，又用绸缎一千五百零二方制作神幡两件，每件幡用六十五方缎子抽纱搓丝线来缝制，幡中间绣众佛菩萨像”。⑨ 这里记载白居寺所用的“金丝库缎”，是明代由南京、苏州、杭州三织造局专为宫廷生产的高档丝织品，其传至后藏必然源于赏赐。这样珍贵丝绸用于制佛像和经幡，耗费数量如此巨大，其他物品所用丝绸的规格、数量不难想见。因依照藏传佛教的习惯，寺院内佛衣，以及天花、伞盖、挂幔、仪仗等其他陈设也要大量用丝绸制作。保守的估计，一座寺院至少用丝绸数百上千匹。藏区各地寺院所用丝绸数量加在一起，该是何等惊人的数字。这样的消耗，当是以内地输入丝绸的庞大数量为前提的。明代甚至出现以绸缎捣泥塑佛像这种奢侈的做法，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即记载那时“用绸缎捣泥塑造能怖金刚十七卡高身像……奉安在寝室内的胜乐绸泥塑像约一肘高”。⑩ 用丝绸捣泥塑像，内地闻所未闻，西藏这样做，并非有实际的功用，应当是为了表达对佛的崇敬，这也与丝绸输入量的显著增多有关。
    藏文文献中还记载，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一次朝觐后携回大批明廷赏赐的丝织唐卡，并将其献给甘丹寺的宗喀巴灵塔前，每年展示一次，形成了著名的甘丹丝织唐卡节，表明明代曾专门为赏赐藏传佛教僧人而织绣了大批量的藏传佛教唐卡。
    西藏传世的明代丝织品较为丰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永乐、宣德时宫廷专为赏赐藏僧而制作的缂丝、刺绣唐卡，如拉萨大昭寺藏“永乐年施”刺绣唐卡《大威德金刚像》和《胜乐金刚像》(11)，西藏山南文管会藏明初缂丝唐卡《释迦佛像》和《观音像》(12)，拉萨色拉寺藏宣德缂丝唐卡《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像》(13)，后藏乃宁寺藏带有“永乐十年四月十七日”题记的绢画《释迦立像》(14)，以及布达拉宫藏正德时期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施刺绣《普贤菩萨像》(15)。这些作品既表现出鲜明的藏传佛教艺术特点，又融入了内地艺术因素，如缂丝《释迦佛像》，画面左上方出现月中玉兔在桂树下捣药的形象，显然是取自嫦娥奔月的传说。这些唐卡多数尺幅较大，如刺绣《大威德金刚像》，通长4.3米，宽2.39米；《胜乐金刚像》长4.34米，宽2.39米；缂丝《释迦佛像》长1.92米，宽1.78米，其画面形象之丰富，气势之宏阔，织绣之精细，非寻常唐卡作品可比，反映了明代宫廷织绣工艺的高超水平。
    明代输入西藏的丝织品，作品数量完全为汉地风格的更多，这类作品在西藏也有传世。如扎什伦布寺收藏的缂丝《鸾凤牡丹图》和织金双龙戏珠顶幔华盖，目前这两件丝织品均保存完好，十分珍贵。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与扎什伦布的缂丝作品相似的《凤凰牡丹图》(16)，二者的构图及画面中的凤凰、牡丹、太湖石、云彩的形态、设色都十分相像，所不同的是扎什伦布寺的缂丝画面上方有一轮红日，为北京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所无。这两幅缂丝显然是依据明代流行的同一范本缂织的，系出自不同的工匠之手，甚至可能为同一工匠所造而在细部处理上稍加变化而已，前者通过赏赐传入了西藏，后者为宫廷或贵族拥有。这表明明代西藏与内地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相同的缂丝艺术作品将扎什伦布寺与帝京联系在一起。
    扎什伦布寺还藏有《缂丝罗汉像》(17)，罗汉堆丹和艳拉穹对坐于画面正中，背景山水充满自然气息，这也是传入西藏的具有内地绘画艺术风貌的丝织品，多半是来自宫廷的赏赐。
    顶幔华盖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张悬于高僧、活佛宝座上方的丝绸装饰品。在内地只有皇帝的御用物品才可以装饰龙的形象，而扎什伦布寺也采用饰有双龙戏珠的织金华盖，装饰布局、形态与方形华盖的形制、尺度十分吻合，当是皇帝格外施恩赏给西藏上层高僧的，很有可能是经由皇帝特许专门订织的。
    明代刺绣唐卡在西藏也有传世，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刺绣唐卡《朗久旺丹》(18)，是汉藏艺术合璧的代表作。朗久旺丹图形的下部衬托莲池，池中有盛开的莲花和待放的花蕾，两边对称地各绣一鸳鸯。这种装饰在此前西藏的传统装饰中尚未见到，而唐代汉地织绣品中已大量采用鸳鸯纹，元明时期莲池鸳鸯纹(也称满池娇)颇为流行。这种纹饰最早用于织绣，后被移植作为瓷器及其他工艺品装饰。装饰有莲池鸳鸯纹的元明织绣品是否输入西藏，因为目前尚且没有文献和实物参照，不能确定；但在西藏萨迦寺收藏的明宣德官窑青花五彩瓷碗和高足碗上，均装饰有莲池鸳鸯纹，可以证明内地这类装饰曾传入西藏。这幅唐卡上出现莲池鸳鸯纹，应当是在内地织绣装饰的影响下产生的。莲池纹中花瓣、花蕾、水波等配色，具有云锦的色晕效果，色彩从内至外，由深色向浅色过渡(19)。朗久旺丹图形上部的云纹也体现出内地织锦图案的特点。
    上述西藏保存的明代丝织品，均非普通丝绸，因其用途特殊，才得以幸存于世，而用于做实用服饰和寺院装饰品的明代丝绸，目前基本无存。有幸得以保存至今的明代普通丝绸，绝大多数是因为被用于唐卡装裱或作为佛经装潢用料的缘故。明清时期，唐卡一般以彩色锦缎装裱。唐卡镶边面料，花色十分丰富，有的为一种花色的锦缎，有的多种花色相间，大多色彩浓重富丽。唐卡装裱，因画风和画面效果不同，其镶边、包首所用丝绸也有区别。丝绸质料、色泽、纹样都必须与画心相协调，因此唐卡镶边的丝绸种类十分丰富，几乎应有尽有。
    明代唐卡除了画心四周用丝绸镶边外，其上还常覆盖一层薄绢、黄绸，类似挂幔，需要时束在上方，以便观赏画面。丝绸镶边、飘带和画帘使唐卡大为增色，并与唐卡画心构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倘若不以色彩绚丽的丝绸相烘托，唐卡的视觉效果必然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