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卡所表现的内容多与藏传佛教有关，用丝绸装饰唐卡与用丝绸包装佛经一样，均为表达对佛教的尊崇，同时向信徒传达出宗教的神圣庄严，丝绸在烘托主题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卡不仅供张挂在寺院佛殿、经堂，也供奉在家庭佛堂，并且供信徒随身携带，以便膜拜。唐卡经过丝绸装裱，不仅对画心起到保护作用，而且提高了审美价值。藏族人民对唐卡十分珍爱，很多内地丝绸得以保存至今，主要是由于用作唐卡镶边的缘故。如萨迦寺藏明代绘制的《八思巴画传》唐卡组画(20)，镶边采用红、黄色地绞金边西番莲纹锦，花形饱满，色彩瑰丽，对于研究明代丝绸艺术，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这类丝绸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罕见公布。大多数已发表的唐卡，仅是登录其画心，而不见整体装裱，因而一般情况下无缘得见历代唐卡所装裱的丝绸，更无法对西藏传世的这批明代丝绸作全面的考察、研究。但是这在明代西藏佛教尊像上却得到反映，这时期服饰上表现丝绸的花纹、质感的作品显著增多，尤其是佛像、菩萨像往往衣裙贴体，衣纹密集，有飘逸的帛带(21)。供奉在西藏扎囊县敏竹林寺的明代鎏金铜萨迦高僧像(22)，其服饰上錾刻细致的丝织纹样，如龟背纹、四合如意纹、连钱纹、回纹、卷草纹等，均为内地丝绸的典型纹饰。
    藏传佛教的佛经装潢、装帧十分讲究，除用紫檀、象牙等珍贵材料制作浮雕经板，施金镂彩，甚至镶嵌各种珠宝外，还往往用丝绸做经帘(衬在内层护经板上)、经衣(经袱，包裹在经书的外面)。在经书上层衬经帘，不只是出于保护经书的目的，很可能与唐卡上层覆盖一层黄绸帘的用意相似。
    明代用丝绸装潢佛经，也渐成风尚，体现了藏传佛教对经书的珍视。这与内地佛经经函及封面用锦缎装潢情同一理。自唐代起内地的佛经即传入西藏，明代朝廷还专门刊刻藏文《大藏经》，以赐藏僧。这类出自宫廷的佛经融汉藏装潢艺术于一体，必然会对藏传佛教经书的装潢产生影响。西藏佛教经书在保持原有的贝叶夹装基本形制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内地装潢手法，采用了丝绸材料，装潢艺术日臻完美。不仅如此，佛经的插图以及经边的彩绘，也有一部分吸收了丝织纹样的表现形式。如：现藏西藏博物馆的《时轮本续》(23)，经边所绘莲花，花形硕大，且采用类似云锦妆花色晕的手法描绘，与以往西藏佛经经边彩绘大异其趣。
    以上仅是从唐卡、佛经装潢方面论述明代丝绸与藏传佛教艺术的紧密联系。实际上，明朝佛教活动使用丝绸已成惯例。佛教使用丝绸之盛，仅从《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的记载，即可知其一二。宗喀巴于藏历土牛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在拉萨举行祈愿大法会，除宗喀巴师徒作施主，每日另有一施主作财物的承事供养。每日供养的大量财物中必有数量可观的丝绸和丝绸制品。宗喀巴本人亲自为以大昭寺和小昭寺的“两尊释迦牟尼佛及图巴岗金措(意为雪海佛像)为主的一切雕塑的化身佛像上，供献最好的绸缎缝制的七衣和祖衣，在十六尊男菩萨和女菩萨及忿怒明王等诸尊像上，供献以上品绸缎制成的肩帔和下裙”。并“在外面的环行大道的外边，所有极高大的树上，悬挂绸缎制造的极为威严的大幡”。(24) 其他施主供献的各种丝绸和用于佛事活动的丝绸品，在此不便一一列举，据此不难想见，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佛事活动中丝绸的靡费程度。
    西藏寺院壁画受到丝绸艺术的影响与唐卡、佛经装潢相似，壁画中也常出现内地丝绸的装饰纹样。在托林寺的拉康噶波(白殿)壁画毗沙门天曼荼罗中，多处绘有太极图，主尊服饰上的花卉纹中心也为太极图(与大昭寺木雕藻井莲花中心饰太极图的形式相同)，主尊右肩的蓝色帔帛和其红色下裳均绘以排列整齐的朵云纹(25)，这种朵云纹在内地丝绸上出现的频率之高是无须多言的，在西藏珍藏的明代弘治皇帝允准锁南坚参巴藏卜承袭净修圆妙国师的封诰上，也装饰有这种形式的朵云纹(26)。
    托林寺白殿壁画中《白度母》和托林寺红殿壁画中的《说法图》、《听法图》(27) 等人物服饰上绘有红地散点布局的小朵花纹，其中有的为梅花形，这类花纹在内地宋代以来的丝绸纹样中较常见(28)，并见于扎塘寺壁画中菩萨服饰上。托林寺红殿壁画《持钵图》(29)，主尊服装上赭地朵花，衣缘镶边浅绛地黄色缠枝莲花纹，这两种花纹也是内地丝绸习见的纹样。
    托林寺白殿壁画《走街图》(30)，菩萨身后的背景绘画大面积的蓝地线描四合如意云纹，托林寺红殿的木质天花板(31) 上也绘有四合如意云纹，这种云纹源自内地织锦，在内地装饰上运用之广泛，毋庸赘言。《走街图》壁画中窗台上所绘的二方连续几何纹，也是仿自内地锦纹。这些内地装饰纹样，为托林寺壁画打上了鲜明的内地艺术印迹。
    上述具有内地文化色彩的纹样，不应孤立地看待，当是内地文化艺术影响西藏西部文化的表征，以往中外学者对西藏西部文明的研究多从建筑、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造型入手，注意到由于地缘上关系，西藏西部佛教艺术具有较强的印度、克什米尔文化色彩，而很少注意到在画面装饰和人物服饰花纹上所体现出来的内地文化因素。典型的内地纹样出现在古格壁画中，说明古格文明曾受到过内地文化的影响，或许它是通过西藏中部(卫藏)地区的佛教文化而间接接受来自内地的文化艺术。因为西藏西部佛教曾与卫藏地区的佛教文化发生了相当密切的联系(32)，卫藏佛教文化中的内地文化因素，自然会随同卫藏佛教而西传。
    总而言之，明代丝绸在藏族宗教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达到了几乎无处不在的程度。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传世实物加以综合考察，就会对明代丝绸在藏区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藏族民众为表达对特殊自然物的尊崇，也向其敬献丝绸。如在宗喀巴的诞生地长出的白檀香树上张挂缎衣(33)，它体现了丝绸的特殊价值，丝绸已由实用的物品演变为藏族人民表达情感的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精神内涵。鉴于上述事实，可以说，明代丝绸在藏族的宗教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大至佛堂装饰，小到法器包装，均离不开内地丝绸。这些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寺院由丝绸参与营造的宗教氛围，使无数进入寺院的藏族民众受到宗教气氛的感染，同时接触到了内地艺术，久而久之由于“爱屋及乌”的心理作用，也会对于内地丝绸产生特殊情感，使丝绸脱离了物质属性而异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物。因而尽管在明代一般藏族民众无缘享用丝绸，但绝大多数人均可以通过朝圣，在寺院及佛教法会上接触到丝绸，这或许是丝绸装饰艺术在此后得以广为流传，并被运用到藏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