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分造成的影响
    对官员的这种处分状况，正如龚自珍所描述的：“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17] 真是“京外各官，殆无一人，无一日不干吏议”。[18] (卷148)可见清朝处分官员的频繁严厉，并给各级官员的仕途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
    首先影响官员仕途之升迁。封建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政治、社会、经济的权力，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反之没有官职，官员就会失去权力、地位、荣誉。所以官职就官员而言，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因此降调、革职处分，对官员仕途之影响可想而知。清代就升迁曾规定，官员处分没有解除之前，“有妨迁转”，[15] (第2册，P897)即不能正常获得升迁。此外官员所受处分在“十案以内，方准升调，如在十案以外，不准拣选”。[19] (第25辑，P508)多数官员虽可邀恩留任、虚降，但其处分也还须带到新任，依旧“按限开复”。[20] (卷2)如乾隆朝浙江宝应县知县沈锡鼐，在即将升任宿江同知时，因有降级、革职、革任四案，虽从宽留任，但是也必须“将降革之案带于署任”，[15] (第2册，P592)等处分开复后，才能够予以实授，否则只是署理，想获得循例升迁更不可能。
    其次影响官员的经济生活。俗话说：千里为官只为财。清代的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虽然种类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围绕罚俸的实质却是相同的。轻则有限罚俸，重则无限停俸，这一切对官员的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俸禄乃官员养家糊口之资本，清代本来是薄俸制度，一旦停俸，官员及其府上的生计都会受到影响。且有清一代，官员讲究等级，往往有许多家佣，甚至亲随、亲戚等各色人。据史载，仅就其仆从而言，清制规定，“督抚[可有]五十人，藩臬[可有]四十人，道府[可有]三十人，州县[可有]二十人，女口不在此数”，[21] (卷4)生活开销必然很大。所以，罚俸、降俸、停俸就意味着官员的生计无以解决，而且官员有的刚上任一两年、两三年，而其罚俸处分竟达五六年，甚至十余年、二十余年，其情不可想象。然而官员平时俸禄有限，即使“每年全支，尚不免有忧父母、妻子之心，况节年扣罚”。[22] (第311册，PP101-103)还有官员罚俸处分频繁，甚至“有受事数日而诖吏议，历官数十年而未沾尺禄者”。[23] (第741册，卷10)所以，处分对于他们而言是实质性的经济打击。
    最后影响官员的身心健康。由于清代“仕宦法网之密”，面对随时而至的处分，一些官员感受到了处分的威慑力，时时处于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精神状态，自朝至暮存有“何时不但处分，何事不可去官”[8] (卷22)的畏惧心理。尤其是州县官，由于清朝对其处分颇严，“钱谷簿书之间，一毫不如法，辄干处分”，[8] (卷16)所以州县官的境遇正如“琉璃屏，触手便碎”。[8] (卷22)由于处分甚多，一些官员常常处于恐惧不安之中，因而“日夜勾稽以免咎”。[8] (卷16)
    二、官员对处分之规避
    处分之影响已如上述，所以官员对事实的隐讳、对处分的规避自然不可避免。官员得以隐讳、规避有其优势条件，一是他们处于事发的最前沿，有足够的时间将不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消息进行封锁和扭曲，二是官员们彼此维护，共同封锁、扭曲不利消息规避处分。官僚集团的种种隐讳规避，手法巧妙，涉及到方方面面，渗透力强。
    (一)对处分的规避
    1.以讳匿不报规避处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湖北江陵县民妇蒋竺氏，家中衣物被劫，“历任知县讳盗匿详”，[19] (第64辑，P164)不予上报，几年以后此案才被发现，所有本省官员因之被处分。从中可见，为了避免处分对切身利益造成的损害，各级官员从前任到后任，刻意隐瞒，不顾民意民命，甚至小小盗案也成为其规避处分的场所。
    2.以捏饰不报规避处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秋，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清兵进行追缴，为接济福建省军粮，由江苏省供应军饷。但是运送中途发生了官钱被劫案件。[19] (第67辑，PP679-682)劫案发生后，出现了临事官员为规避处分，以种种缘由为借口的集体捏饰不报。从官员林茂盛等的无意丢失饷钱，到厅营同知的有意捏报；从通判等的有意允许捏报，到督抚的无知捏报；从参将的有意匿禀，到护镇、府道的无意发现，真真假假，有意无意掺合在一起，形成了此捏报匿禀大案。这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各级文武官员串通一气规避处分的案件。引起乾隆震怒，对他们予以了严厉处分，有的甚至被拿交刑部治罪，超出原有处分范围。
    3.以无为规避处分。官员们为了避免处分，常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治政心理。对于各种政务不努力办理，出现了“参揭套文，重加申饬，连文累牍”[8] (卷20)的现象。在外省不肖督抚中，有些官员只管“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24] (第444册，卷10)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4.以告假离任规避处分。盗案处分是比较重也是官员最不愿接受的处分。清制规定，官员捕盗有四次限期，在此四次之内，如果不能捕获盗贼，则要依例接受处分，且多为革职。所以有的官员往往在三限已完，四限立至，不惜“辗转请托，力求调任”，[25] (卷2)试图推卸缉盗的责任。甚者“假藉告请病假”，[26] (卷67)希图幸免处分。因为以事故离任的，可以照离任官例，“以罚俸一年完结”，[26] (卷67)这种处分是远远轻于降调处分的。
    5.以记过代替处分。记过是将官员的失职等行为予以地方记录注册，而不上报，更不予以减俸或降级，官员的仕途和经济都不受影响。当时这种风气在各省风行，上司往往因个人喜好，偏袒下属，对其过失给“以记过，规避处分者比比皆是”。[15] (第5册，P892)这种记过是处分的缓解方式，并没有实质的处分，随后又可消可改，有很大的伸缩余地，成为了督抚回护属员、规避处分的一种办法。
    6.以级纪抵销规避处分。清代处分制度规定，官员可以用所获得的加级纪录抵销处分，因而各级官员都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加级纪录，以加重议抵处分的砝码，减免政治经济上的损失。级纪之作用如乾隆所言：“该员得藉加级、纪录为护符，吏议不能持其后。”[20] (卷2)为此，官员们不仅以正常的方式获得加级纪录，甚至赶捐加级借以抵销处分。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由于安徽巡抚尤拔世对马匹疲瘦事件不行上报，按例降二级调用，因是公罪加恩从宽留任。但是尤拔世却“于事后捐级，以为抵销之地”。乾隆见其“用心取巧”，[13] (第6册，P1071)反而不准抵，并加重了对其处分。然以此方式抵销处分的官员大有人在，外省府道、州县，“凡遇降级处分往往赶捐加级，预为抵销地步”，[15] (第13册，P914-915)造成对级纪议抵制度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