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员规避处分之后果
    官员对处分的规避，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最为严重的是盗案多，导致官员处分多，处分多导致讳盗多，讳盗多导致盗匪更多的恶性循环，即“立法太严而难行，官避法，避法则讳盗者多，盗不畏缉而愈炽”。[8] (卷92)由于窃案、盗案横行，社会治安混乱，百姓遭殃，最终铤而走险，致使各种起义暴动不断，出现了“官逼民反”的形势。大清国运，也从“康乾盛世”转向“嘉道中衰”。
    盗贼为害民生，“失事处分綦重”。[8] (卷75)清朝制度规定，事由不同处分程度也不同，事由为“盗案则特重，仅下于逆案一等，地方官不幸而罗此咎，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革职能另案开复，此惟有捕务之一途，舍是则万劫不复矣”。[25] (卷2)有时“虽十盗获九，一名不获，仍住俸停升。限期一满，则降级调用”。[8] (卷92)有时官员已经捕盗，也要因迟延再受到处分。官员因“虑盗贼之关乎考成”，[8] (卷23)对盗案甚是畏惧。因此形成了“畏葸之员，往往瞻顾考成，避重就轻”，[13] (第9册，P405)甚至“上下相蒙，隐忍而不敢报”[8] (卷6)的情况，这是因“有失察之例，转开讳饰之门”。[13] (第9册，P405)
    讳饰盗案的手法多样，“有讳盗不报者，讳强为窃者，捏报盗杀为奸杀、仇杀者，既报之后，必结全获之局，以销住俸停升之案。于是有减报盗数目者，拷掠良民，洒醋灌鼻，香熏石压，以充盗数者。案盗未全获，谎称溺死、杀死以报全获者。”[8] (卷92)还有的省份之“承缉官员于将及获半之时，暗使捕役贿嘱别案拏获盗犯，供认本案伙盗或认盗首，以符过半之数，邀免处分”，[13] (第6册，P13)甚至还有讳盗不报，举一案之盗而全纵之的可怕情况，使得社会治安混乱，百姓深受其苦。
    三、清廷对官员规避之应对
    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也总是脆弱的，难以对抗强大的公权力。处分是封建政府维护其有序统治的得力手段。面对官员的种种抵制规避，朝廷自然不会对此听之任之，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制止官员的规避行为。
    (一)对处分法规之调整完善
    有清一代，为有效地约束官员的治政行为，达到“官司有所守，朝野有所遵”，[27] 朝廷曾系统地制定了多项处分法规。这些处分法规主要包括在两大法规系列中，一是清代所修的五部《大清会典》，二是清历代所修的则例、事例。这些处分法规成为处分各级官员的直接法律依据。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处分变异情况，清朝历帝都不断予以修订，并确立了定期修订制度，“每约数年或十余年，又复重辑一次，并不能为一成不易之计”，[13] (第12册，P1062)体现了对完善法规的重视，使得《处分则例》的续修，贯穿于清朝的历史当中，为有效管理官员提供了立法保障。
    任何制度都会因时代、阶级的局限性而有偏颇不适之处，从而造成制度发展的障碍，处分制度也不例外。在清代，其偏颇不适主要体现为处分条例的繁密与苛严，因此为了推动制度的健康发展，清代对偏颇不适之处也作了更正。
    条例的繁密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问题，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则越加繁琐。如清代有“各部、院、寺之则例也，吏、兵二部之处分则例也，大清会典事例也”[28] (P146)等，造成了官员处分不断，小则罚俸，大则降革，几于一事一处分。同时造成了“法愈密，则规避愈多”[8] (卷16)的情况。为此清朝曾先后采取了一定的删改调整。先是乾隆年间，命令吏部、兵部，将《处分则例》中，“凡事涉具文、无关政治者，一切处分奏明，大加删改”。[15] (第2册，P116)随后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敕吏、兵二部删减例条，将“各部烦苛无当处分例文，互商裁汰，务归简明”，[29] (卷85)保证权力机构公允、正确地处理每一起案件，防止了处理的不善、草率、粗糙。
    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因公受到的处分。正如嘉庆所言，“公罪从严，则中材以下之官，益多巧避；严其经征处分，则多垫欠而挪新掩旧，即成亏空；严其承缉处分，则多讳盗”。[29] (卷85)为此，嘉庆年间从定罪性质的角度予以区分，命令吏、兵二部，将处分则例“于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的字样。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非事关重大者，酌改从宽；其公罪处分，除盗案及正项钱粮停升外，余皆不碍推升”。[29] (卷85)如此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官员的处分，避免了官员的规避。
    (二)对处分从重之处进行调节
    面对处分制度的偏颇之处，在来不及重新立法的情况下，则由皇权予以人为调节。这主要体现在官员处分的从宽处理。清历朝都有这种善政，而以乾隆为甚。乾隆本人治政曾一度崇尚“宽政”，对于官员之处分也能够依据情节的轻重，过失的性质，斟酌而行，给以适当的从宽，对制度的僵化不完善予以了人为的调节。
    在乾隆朝，有关官员处分从宽的档案为数不少。仅以地方高级官员处分为例，笔者以台湾所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为依托，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督抚、藩臬大员处分的情况及其从宽情况，进行了对比统计。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共有18位地方大员受到处分，其中有9位被予以不同程度的从宽处分，占总体处分比率的50％。可见只有皇权的适度调节，才会既维护了制度法规，又体现了皇权的至尊，所以实际运作中的“从宽”处分，其意义作用及其内在的不得已是不可估量的。
    任何制度都有其价值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从政治制度的性质与效能来讲，皇权专制确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形式，它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严密的组织性、权威的有效性，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时作为调节器，对处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适当调节，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政局的稳定。但是其调节功能毕竟有限，不能彻底根除制度本身的弊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