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明科场风变与情弊的泛生
    明代中叶以前，政治的相对清明抑制了科举体制的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的衍生。晚明之后，国家政治的日渐腐败及其调适功能的下降，使科举体制的局限性日渐显露，科场风气亦为之一变。
    （一）士子舞弊之风的盛行
    晚明科举竞争压力的沉重与流通机制的壅滞，使士人的科举历程变得更为艰辛、冗长。在科举流通机制相对顺畅的明代初叶，廪膳、增广生员在学不过五六年大多就能考取举人或出为贡生，“故其人皆精力有余，入仕可用”[9]（卷25，《三学上陆冢宰书》）。至晚明以后，士人的晚达已属普遍。公安士刘珠少与张居正之父为同窗，年近七旬才考中进士且出张居正门下。张居正五十大寿时，刘珠自作一联云：“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2]（卷16，《刘进士晚达》）。汉阳士李若愚登第时出于李绩溪门下，“初谒座师，（李绩溪）曰：向初入塾，蒙师以兄（李若愚）文见课，苦其不能习诵受笞，今得称师友，甚幸。”若愚亦感慨万千，痛哭失声[2]（卷 16《王李晚成》）。其他诸如嘉靖时的归有光、万历时的王辰玉也都有着类似的晚达遭遇[2]（卷16，《王李晚成》）。此外，士人的屡斥场屋则更属常见，漳浦士刘祥二十岁为诸生，“年八十犹踏省门试”[10]（卷53，《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弱冠为诸生，……好学不辍，于典籍无所不窥”，人称“邹先生”的楚士邹梦龙“竟困于科举，老诸生间”[11]（卷9，《邹先生传》）；就连文徵明也是“白首青衫”，“凡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9]（卷25，《谢李宫保书》）。甚至“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12]（卷2）者亦大有人在。
    于是，为求早达，晚明科场中士子舞弊之风亦随之大炽，正如《明史》所云：“其贿买经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5]（卷70）。当然，导致士子舞弊之风大炽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科举竞争压力的沉重，士人科举历程的艰辛，以及困顿场屋的凄凉，实是其中的重要诱因。因为压抑与利诱一样，也是产生腐败的一个内在根源。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对明末上海县学童子试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应试士子的钻营腐败有过一番记述，每年“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而录取者不过“六七十名”，于是，应试士子纷纷贿买经营以求入泮，有的求取“要津荐牍”；有的“不惜百金之费”，四处请托贿买，“以为入学阶梯”[13]（卷4，《宦迹一》）。
    （二）权力干预、寻租与人情贿买风气的兴盛
    明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考官遴选制度的局限性，为权力干预科场开启了方便之门。诸如“关节”、“人情”之类的权力干预、寻租与贿买在晚明科场中可谓是蔚然成风。
    沈德符曾对明代现任大臣子弟中举入仕的情况做过描述：其文中所载之六十余人均为朝中现任大臣的子婿、弟侄，自永乐至隆庆，几乎历朝皆有，正统之后尤甚[2]（卷15《现任大臣子弟登第》）。可见，权贵对科举考试的干预在当时已属常事。考官在权力的压制下，往往不得不屈附求全，否则就会受到权臣的打击报复。正德时，内阁大学士焦芳之子焦黄中未被录为一甲，焦芳大为不满，遂勾结权宦刘瑾寻机将二十余位翰林考官贬为部曹[5]（卷 306，《焦芳传》）。同时，晚明官僚内部的争权夺利与党争的激化，使科举成为权臣势要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门户科场”局面日渐形成。不唯乡试之中“本省有司，平日广辟门墙，入闱各收桃李。士子钻营日巧，径窦日多，取功名如寄”[2]（卷 15，《有司分考》），即便会试、殿试这种高级别考试也掺杂着门户色彩，万历时的韩敬科场案就是一显例[14]（卷36，《明代科场之弊》）。
    除却权力干预外，权力寻租与人情贿买现象也充斥于晚明科场。嘉靖时，归有光就曾谈到自己参加己未会试时，好友瞿景淳在内廉中为他奔走的情况[15]（别集卷6，《已未会试杂记》）。如果说瞿景淳的这种“人情”之举还存有推重人才的良苦用心，虽不无瑕疵却尚值称道的话，那么弥漫于科场之中更多的“人情”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据《研堂见闻杂录》载：“科场之事，……有以关节进者。每科……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者。每榜发不下数十人”[16](P282)。也就是说，由应试举子为某位自己熟识可用的官员千方营求，令其得为考官以为自己营私之地，这种“人情”首先便是建立在“贿选”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所导致的只能是“贿进”。更有甚者，就连考官本人也常将科试作为中饱私囊的“贿卖”之所。尤其在较低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更是屡见不鲜。叶梦珠曾说过：“童生府取，在吾生之初，已无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缙绅荐引。闻之前辈，每名价值百金”[13]（卷2，《学校五》）。明末张能鳞在吴中就公开贿卖无忌，“前后名有定价，有为之关节者，遍行搜括，既厌足已，而后旁润其余，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也。……至童子科尤甚，……有担数百金，望望然以投至不得当，收涕以归；亦有既报捷，交银稍后，更有昂价以夺者，覆案出，仍在孙山之外，至大哭而返。……其既得者，父兄师友沥酒相贺；不得者，奄奄丧气，不敢以面目示人”[16](P282)。
    由于无“关节”者难成，使基层士子们又不得不为求“关节”而奔波，“不特素封豪富乐此，即家仅供粥，亦必变产市业，或乞子母钱而为之”[16](P282)。凌濛初就借笔下士子之口将这种愤懑、无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却说那梁宗师是个不识文字的人，又且极贪，又且极要奉承乡官及上司。前日考过杭、嘉、湖，无一人不骂他的，几乎吃秀才们打了。曾编着几句口号道：‘道前梁铺，中人姓富，出卖生儒，不误主顾。’又有一个对道：‘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学；童生愁惨惨，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书》几语做着几股道：‘君子学道，公则悦；小人学道，尽信书。不学诗，不学礼，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废之？诵其诗，读其书，虽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17]（卷10）。可见，随着科举体制弊端的泛生，在“权”、“财”、“才”之中，“才”几乎成为科举选拔中最微不足道的环节，科举的公正与公平性受到沉重打击，以致每“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16](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