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子“揣摩”习气的风行
    随着八股文日渐流于形式化，它与“程墨”、“房稿”的契合程度也日渐加深，使得那些只知究心程墨、素质低劣的固陋之士最容易跨过仕途的门槛，而真正通经熟史、才质高洁的博雅之士却往往被摒斥于科举仕途之外。正所谓“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18]（卷3，《经三》）。明末黄宗羲之友蒋万为祖孙三代都是“深山之楩楠杞梓，历风霜数十仞”的饱学博雅、足可用世的才士，但在科场的拼杀中最终只落得“庙廊梁栋之才而曾不得充欂栌之用”，“皆以高才抑郁而死”[19]（碑志类，《蒋万为墓志铭》）的悲凉结局。
    “高才命穷，庸才运勇”[17]（卷10）成为晚明士人科举历程中另一个困惑所在。何良俊曾感慨道：“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18]（卷3，《经三》）为求有成，士子们的求学，亦不得不因之而改变，由体认本经转向对“程墨”、“房稿”的疯狂揣摩与记诵，“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发榜之后，此曹便成贵人，……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7]（卷16，《拟题》）。
    三、困惑与摆脱：晚明士人科举心态的异变
    （一）晚明士人科举心态异变之发生
    社会出路的狭窄以及士人自身生存能力的相对低下，使“科举”几乎成为士，尤其是中下层士人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对科举成功的向往，尤其是家庭、亲族对他们的殷切期望，都达到了超乎寻常的地步。“贡、监、生员等，奋志芸窗，希心挂籍，或贫而辍馆，远道盈千；或老而观场，背城战一。少年英俊，父兄之智责难严；壮岁飞腾，妻孥之属望尤切。”[20]（卷7，《录遗告示》）。徐祯卿少攻举业，却“屡台试不捷，父恶之”，以致他哀叹道：“桥梓之间，正须和协，今而及此，诚为可痛。且处囊脱颖，君子之常，何至蓬絫步乎”[21]（《文苑·徐祯卿》）。文徵明也曾描述过他十战十败所招致的社会轻视与自卑：“非独朋友弃置，亲戚不顾，虽某亦自疑之。所谓潦倒无成，龌龊自守，骎骎然将日寻矣。”[9]（卷25，《谢李宫保书》）因此，当士人鏖战于科场的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
    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竞争压力的加重与科举公正性的破坏，导致士人精神负担与生存压力的激增，士人对科举成功的企盼与科举失利后的怨尤与失落都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每每“落第归来时，……流尘满面，心灰气阻，体倦神疲，……往往有因羞致怒，厉声大闹、打损器具者”[22]（卷7，《封孺人李妻路氏墓志铭》）。而江南地区士子一旦登第，“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外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23]（卷上，《明季缙绅之横》）的庆贺风尚则从“成功”的角度诠释了士人于长期的极度精神压抑中，骤然间得到释放的一种情感的异化。于是，生存压力的激增与生存困惑的挤压，促动了晚明士人基于摆脱困惑之上的科举心态的异变。
    “学而优则仕”是科举制度的文化目标所在。明代成化之前，由于科举流通机制的相对顺畅与科举竞争机制的相对公平与公正，与这种文化目标有着很强的契合度。于是，同为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和恬退”的文化心理也便成为士人一种相对普遍的科举心态。所谓“中和恬退”是指士人于科举竞争中的相对冷静与安于退让。但它并不意味着不思进取，而是以自身的才识与能力顺应“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也就是说，以中允平和的恬退心态追求超越单纯“功利”之外的“道”与“行”高度合一的理想境界。此时士人这种“中和恬退”的科举心态主要表现为学风的相对踏实与知识结构的相对宽博。
    明代推行以《四书》、《五经》为本的教育与科举考试制度，使士子的精力与学术追求大多仅局限于“四子一经”与“程朱传注”的领域内。在今天看来，这着实显得固陋。不过，学术的固陋与否主要应看其对经义学习的态度与方式。明初士子大多本着“道学绪余即举业，举业精华即道学”[22]（卷 11，《中麓书院记》）的观念将举业学习看作是悟道的一种方式，将究心经传作为促进举业的一种途径。在举业学习中多以经传原文为本，而不屑于程文的揣摩与剽窃。宣德时，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连时人解说经义之书亦不许士子习读，“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12]（卷6）。不唯为师者“多能持师道以训弟子，……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24]（卷9）。就是士子自身也多以贯通经义为求学之本。如杨士奇少时，“四书五经皆手抄以读”[25]（卷1，《少师杨公传》）；何文渊为诸生“勤苦读书，涵濡既久，经史百氏无不贯通”[25]（卷7，《吏部尚书何公行状》）。因此，明初举子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相较于后世的经生而言，还是较为宽博的。在学风上也更为踏实，“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卷16，《三场》）。正如《明史》所云：明初制科取士，虽“一以经义为先”，但还是起到了“网罗硕学”的功效[5]（卷282，《儒林序》）。也就是说，科举考试还是基本维护了“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目标。晚明之后，科举竞争机制的失衡，使科举制度的功能发挥日渐偏离其预定的文化目标，二者无法达到高度一致。这使士人基于科举生存之上的生存困惑便不可避免地日渐衍生。并且随着偏离程度的增长，士人科举心态也由“中和恬退”日渐趋向于“躁竞”与“游离”。
    （二）晚明士人科举心态异变之形式
    1.“躁竞”心态
    明中叶以后，“躁竞”是存在于士林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袁帙曾说：“今天下之最可忧者，莫甚乎士习之躁竞”[26]（卷下，《抑躁》），表现在科举上则为士人对科举的极度热衷与虚浮奔躁之风的盛行。它是士人在生存困惑的促动下，对科举制度内在生存环境恶化的一种顺从式的自我防御心态。
    科举体制的壅滞与科场情弊的泛生，给士人的科举历程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与困惑，也强烈地冲击着士人自身对科举“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目标的认同。大多数士子出于“求仕”的实利性生存需要，由“恬退求实”走向了“躁竞务虚”。一方面，他们以“闱牍房稿、行卷社义”取代“四书五经”为求学之具；以“揣摩风气、摘索标题”取代“究心经传”为治学之本，“以备速荒之用”[19]（碑志类，《董巽子墓志铭》），日渐脱离“究明指归”的求实风范而趋于“佣耳剽目”的剿袭虚浮。“师之上者，徒以出题发问，校艺识文为能，……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窃乎腐烂之语，出入乎口耳之间，以幸主司之见录”[22]（卷11，《临朐县重修儒学记》），甚至家人“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27]（《藏书训略·购书》）。另一方面，“士”也在科举自身内在生存环境变化的影响下，竞相通过非正当手段达到求仕的目的。明末一位佚名士人就曾描述了其所见到的人情请托的情形，“余束发游庠，彼时子矜入泮，从未有贿得者，唯达官贵人真子弟，方得勉附其末。然非大势者不能，即有势力，而子弟旁者亦不从也。后积驰而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然亦不甚落人口。即为是者，亦多方掩敛，每耻人知，有谈及者，辄面发红。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饰，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16](P281)。这表明士人在这种腐化的科举生存环境中也日渐腐败。可以说，无论“虚浮”还是“奔竞”，都是士人在科举竞争压力激增与科场情弊泛生下追求科举成功的一种异化方式，是士人躁竞心态的一种外显。不过，这种“躁竞”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士人自身的退化与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