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游离”心态
    与此同时，当晚明士人于“高才命穷、庸才运勇”的生存经历中体悟到“孰谓科第能得士”[18]（卷 19，《陆允清墓志铭》）时，一部分坚守道德与学术生命的实学之士也在这种生存困惑的促动下，衍生出一种抗争式的自我防御心态。有的虽寄身科场却“不安于固陋，而思崭焉自见”[7]（《潘耒序》），只求“实学”之有无而不计较“一第”之得失。嘉靖时中山先生张乾元虽“家世为举子业，顾指为小技而自雄其才”[28]（卷458，《中山先生墓志铭》）；常熟杨子常也于科场风变中“独传先民之学，思以一人之力易天下”[29]（《小传·顾太学》）。有的则干脆脱离科场，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嘉靖时章丘士王言就深叹“与其优游黉校，以图进取，同缝章之士战于文艺之场，未必能胜”，毅然弃举不就，以读书养亲为志[22]（卷8，《端岩王君合葬墓志铭》）。弘治时董子壬“世所传书无不窥”，因不习经文时义而连试辄黜，遂不再思进，以诗文自放，发泄胸中幽愤之气，并作诗云：“我有腹中书，不办头上帽。游云自去来，难应鸿都诏”[28]（卷458,《董子壬墓志铭》）。其他诸如明末唐时升、归子慕、李流芳、顾云鸿等文人雅士也都在科场的失利中抗志不出。他们已不再那么热衷于科举，转而追求一种“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乎爵禄之上”[9]（附录，《赠行序》）的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这实际上是对“科举”的一种游离心态。也许持有这种游离心态的士人在明代中叶之后的整个士群体中并不占据多数，但较之以前，在人数上却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势，因而也反映出了士人科举心态演变的一个内在趋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离心态”属于一种越轨式的社会心态。但正是这种“游离”与“越轨”使“士”在极端情况下维护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与人格独立及尊严。下者在“知穷有命，知通有时，知富贵不可以苟得，知贫贱不可以苟去”的自我安慰中走上了“循然不与物竞”[30]（卷19，《隐逸列传》）的隐逸自适的自我完善之途；上者则在“儒冠误身”[22]（卷7，《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铭》）的悲愤中，开始了“以言救世”的自我开拓与实现。明末郑之珍就是在“既困于场屋，不获伸其志”的愤慨与游离中“思以言救世，又以世溷浊不可庄语，而挽救人心莫如佛化，因特撰《目莲救母劝善戏文》，俾优伶演，以警世人”，成为“支配三百年来中下社会之人心”的一代风流人物[31]（艺文考）于是，传统优秀文化与思想在这种“游离”中得以保全、创新，成为士林精神得以存续不灭的火种。
    注释：
    ① 参见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载《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原文参考文献：
    [1] 王圻.续文献通考[M].北京：现代出版社，1985.
    [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P.伊金斯.生存经济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
    [5]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 黄佐.翰林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7] 顾炎武.日知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6.
    [8] 徐纮朋名臣琬琰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 文征明.文征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 叶盛.水东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