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指出：“明代以前，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地理学者多垂注北方，对其他部分则甚少留意。《筹海图编》及《江南经略》把国人的注意力部分地移往东南沿海地区。”⑨《筹海图编》初刊于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隆庆六年(1572)、万历年间（胡灯重校本）、天启四年(1624)、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分别有重刊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只收录了两部著作，即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则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筹海图编》中的海防图籍，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历年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地图，它们“多以郑氏沿海山沙图的图式为蓝本”⑩，形式均为长卷式地图，内容均为各地海防备倭资料的汇集。郑氏著作在明清海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郑若曾之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论著。万历二十年 (1592)，日本进犯朝鲜，再度激发海疆之警。总督两广军务的萧彦认为《筹海图编》“谈海事甚具”，命邓钟删其繁芜，添以续闻，重辑成书，命名为《筹海重编》。萧彦推许是书“可与九边图论并存”，一“以防虏”，一“以防倭”。(11)
    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温处兵备兼巡浙东道副使蔡逢时，有感于“浙为海内首藩，而浙之东南温处，其门户也”(12)，嘉靖年间倭患尤深，而《筹海图编》、《海防类考》等前人论著于浙东海防论述不够详细，乃据当时文书册籍，编成《温处海防图略》二卷。该书于浙东水陆冲要、风潮汛期、入寇海道、驻防兵制、兵饷船械以及城防战守选练之法，均详细记载，井附有“温处地图”、“温区海图”、“倭夷入寇海道图”、“日本倭岛图”。
    万历三十年(1602)，鉴于“浙省东南一大都会，郡邑半临海滨，每年汛期，防倭为急”(13)，并且浙江沿海在嘉靖倭患中被害颇深，时任浙江按察使司管海兵备道的范涞，奉提督、浙江巡抚刘某之命，参考《筹海图编》和万历三年刊印的《海防类考》等书，综合万历以来浙江海防的新资料，纂成《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一书。该书凡十卷，内容结构仿《筹海图编》，尤详于浙江沿海兵卫巡防饷额事宜。是书编成后，浙江巡抚令各沿海兵道、府衙有司，及参将、游击、备倭把总衙门，自备纸张到省城各抄写一份，带回各地遵照施行。(14)
    万历四十一年(1613)，曾任浙江按察使、时任湖广学政的王在晋编成《海防纂要》。王在晋的自序说，之所以编纂该书，是因为倭患日紧：“昔所虞者，零星剽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当事者不得不以倭为外惧。”(15)他认为“今所为防倭要书者，曰‘筹海图编’，再辑为‘筹海重编’，迩又纂为‘海防类考’，漠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轶”(16)，于是参照《筹海图编》、《筹海重编》、《海防类考》三书，结合新近的资料，编为《海防纂要》一书。该书亦分十三卷，“与《筹海图编》同”。王在晋自认为“是编合三书而寓目焉，海防要目，庶可穷其梗概也”(17)。
    直至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刊行《武备志》，其中“海防”部分亦取自郑若曾的著作。首卷的五篇“诸家论记”，其中第一篇“御海洋论”、第三篇“固海岸论”、第四篇“勤会哨论”，均辑自《筹海图编》卷十二。第二篇“洋山记”，则完全引述郑若曾论述浙直海防地理形势的文字。(18)对于胡宗宪、郑若曾的“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等观点，茅元仪颇表赞同：“体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19)《武备志》“海防”部分还收录了如下舆图：“舆地总图”、“日本入犯图”、“沿海山沙图”、“广东沿海总图”、广东沿海各府图以及“江防图”、“湖防图”，这些地图均为郑氏著作中所收地图的翻版。
    通观上述海防论著，有两点颇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它们的产生前后相差半个多世纪，且具体时局背景亦不全相同，但与郑若曾的著作一样，它们都承载着深厚的“倭寇”记忆，都以“御倭”为基本着眼点，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以“倭／寇”为假想敌、以“防海”为宗旨的“备倭”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结构包括如下方面：倭寇的特性、危害，倭寇常至路线、地点，沿海防倭要冲，御倭方略。可以说，后来诸书基本都奉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为圭臬，都在不断更新郑若曾的著作。
    其次，上述涉海论著的书名（或者标题），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早期的作品，分别以“筹海”、“经略”为题；而后来的同类作品，则多以“海防”为题。“筹”与“防”虽仅一字之差，但结合王在晋前述自序，却隐约可见晚明士大夫在海权观念方面的微妙走向，即在海疆危机面前越来越感到被动、无奈，越来越倾向于内守式的防卫。
    清前期海防论著中备倭话语的延续
    明中后期形成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它一直顽强地存留在各种海防论著之中。
    清代的海防论著，首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郑若曾一样，顾炎武亦为昆山人，留心经世之学。该书关于苏州、苏松、浙江、福建、广东的各卷，辑录了丰富的明代海防资料，其中多有对郑若曾等明人著作的继承。比如关于苏松海防，该书引用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话：“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断乎以御寇羊山为上策。”顾炎武并且评论说：“其言是也，盖苏松事体与福浙不侔。”(20)关于苏州太湖地区的防备，顾炎武详细引用郑若曾的观点，并称赞说“向来论经略者多未之及”(21)。是书收录的海防图，亦仿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初稿的样式，并于要害处以方框文字作出说明。比如浙东海防图部分方框文字：“临山卫系要冲，嘉靖三十二年倭贼攻陷，今留前、中二营各二哨官兵防守，分哨泗门等处。”“龛山、鳖子门冲要，嘉靖三十二等年倭贼登犯，先后建寨，拨兵防守。”(22)这些文字，与深受郑若曾著作影响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一海图中的相关内容一模一样，前后继承关系非常明显。由于该书在清代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它实际上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即保存明中期以来的“倭寇”记忆和“御倭”经验，并将之传承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