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记忆、备倭话语对中国海权观念演进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海防著作保留了一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形成了一套从“倭患”历史中寻求“御倭”方略的“备倭”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防论著的编纂和刊印，并非出自赢利性的书商背景，而是出于官方背景。其编纂者多为有过海事经历的士大夫，编纂工作的缘起往往与海疆危机或海事经历有关，编纂过程中往往得到官方尤其是沿海督抚及各级防务机构的积极支持与配合，著作编成后主要在士大夫尤其是在与海防有关的人士当中流传。这表明，上述著作中体现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基本可以说是时人思想和观念的真实反映，也确实对时人及后代的海防思想、海权观念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那么，这种“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为何能在明清时期的海防论中长期延续？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有明一代，日本确实对帝制中国形成了一定的海上威胁，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对日本保持警惕 明中后期一系列海防论著的编纂，往往由于倭患事件的刺激而提上日程。其次，在当时的中国，海防论是一个相对偏僻的知识领域，同时有着很强的实践性。一旦形成某种既定论说框架，后人往往相互沿袭，很难独辟蹊径，另成一家或数家之言。郑若曾的开创性著作一出，后来者遂承续其思考方向、论说框架乃至具体内容。再次，中国士大夫素来重视历史记忆的保存，习惯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对现实的借鉴。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尤为突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意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地方志中辑录关于倭寇历史和御倭方略的资料，以为后人之借鉴。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一文，在其他文献中已很难找到，正是由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收录，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对清初海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39)
    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持续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固然促进了中国海防思想的渐进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这种制约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倭／寇”不分的“备倭”话语之下，海防的对象其实主要指向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代官私著述注意到，所谓“倭寇”多为中国人。《嘉靖实录》云：“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40)明人郑晓也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41)从《洋防辑要》卷十五的记述来看，自洪武初年以至嘉靖末年，广东各地的海患，多数实由“海寇／贼”，也即民间海上力量而起，所谓“倭寇”仅为寥寥数例。学术界现已基本明确，明代的海寇，就其性质而言实为民间海洋力量，只不过在政府的海禁政策下，其行为倾向为与国家政权背道而驰。(42)但明清时期的各种海防论著却大量使用“倭寇”名义来指称他们，“倭”、“寇”、“盗”、“贼”，“御倭”、“御寇”，“御盗”、“御贼”等词汇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而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对海上“寇／贼”的防备。这样，“备倭”即为“御寇”，江海防卫的基本目标所指均为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而非来自海洋竞争中的他国势力。明中后期如此，至清中期依然如此。
    在近代海权论鼻祖马汉看来，民间海洋力量对于一国海权的成长、兴衰具有重大意义：“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利的重要因素。”(43)马汉并且指出，没有强大的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但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44)。在明清时期“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下，官方的海洋经略中基本没有为民间海洋力量留出一席之地，这显然制约了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和中国海权的成长。
    另一方面，在“备倭”话语之下，“倭／寇”成为海防的基本对象，而16世纪以来开始对中国海权形成真正威胁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力量，却被相对忽略。当然，一些海防论著对此已经有所觉察，但其观察和思考依然不脱“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框架。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广东海防汇览》，主要编纂者为著名经世学者梁廷楠，研究者誉之为一部“广东海防通史”(45)。不过，关于欧洲东来势力对广东海防的冲击，书中却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代学者指出，清前期的多数海防地理论者“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认识还相当模糊，有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因而一直把日本作为海上的主要对手，长期把小股的倭寇作为海防的假想敌。(46)导致这种局面，对西方威胁的认识模糊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长期延续以至于形成思维定势，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综上所述，“倭寇”记忆对明中后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和海权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一系列海防论著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从时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不在于如何经略海洋，而在于如何防范东亚“华夷”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尤其是防止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对帝制政权的挑战，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阻碍了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