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同一时期，还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问世。顾祖禹与顾炎武同为清初著名的经世学者，他这部书共一百三十卷，可谓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集大成者，其中关于沿海各省的论述，多涉及明代以来的海防地理形势和分防备倭情况，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3)，颇受当代及后人推重。
    康熙中期，吏部侍郎杜臻撰《海防述略》一卷。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杜臻曾奉命巡视闽粤两省沿海防务，后来结合其他大臣在浙江、江南的巡视情况，撰成此书。(24)是书可谓清初海防思想和实践的集中反映。道光八年曹溶的《学海类编》、光绪三年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均收录是书，可见其在清代海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据当代学者研究，该书显然继承了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和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许多观点。(25)这里尚需注意的是，明代周弘祖的《海防总论》，其实又明显继承了郑若曾的著作。《海防总论》开头略述全国海岸势要，紧接着是一段关于倭寇的论述：“总其入寇，则随风所之……向之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洲之贼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博人善造舟，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间亦有之，乃因商于萨摩而附行者。”(26)这段话显系摘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几乎一字不差。《海防总论》云：“广东列郡者十，分为三路……而东路尤为要冲……”(27)，此段改编自《郑开阳杂著》卷一“广东要害论”。也就是说，作为清初海防重要文献的杜臻《海防述略》，其实源于郑若曾的海防论著，其要义和基本内容，都体现了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延续。
    康熙中期，名儒姜宸英亦撰《海防总论》一卷。该书首先回顾明初海防废弛情况和嘉靖倭患经历，然后引用《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篇的论述。对于郑若曾“必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的观点，姜宸英谓“斯策之最善”。(28)从内容上看，是书基本为郑若曾著作的延续，更具守成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先随姜氏《湛园集》一并收入《四库全书》，后又收入曹溶的《学海类编》、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和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在清代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种际遇，颇能显示清代海防思想发展在时间意义上的“眼光向后”特征，即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传承，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
    清初韩奕撰《防海集要》一卷，列举沿海各要冲之处及明清以来的设官驻军方案。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一样，是编仍然以“倭／寇”为假想敌，内容上多沿袭郑若曾的著作。比如论浙江海防形势一段，显系辑自《郑开阳杂著》卷一之“浙洋守御论”(29)，论述广东海防形势的一段，完全取自《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30)，仅个别文字有所损益。
    嘉道年间，欧洲力量东扩势头愈益强烈。在此形势下，又一批海防论著纷纷面世。比如嘉庆六年(1801)刊印的薛传源《防海备览》十卷，道光十八年(1838)刊印的严如熤《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印的俞昌会《防海辑要》十八卷。这些著作的性质与明中期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类似，均为具有官方背景的综合性海防资料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与郑氏著作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规模最大的《洋防辑要》，可谓这一时期代表，也是明嘉靖年间郑若曾以降海防撰著的涓涓细流的汇集和尾声。
    《洋防辑要》的编纂者严如煜，湖南溆浦人，嘉道年间知名经世学者，曾在两广总督那彦成手下参与筹划海防事宜，因有《洋防辑要》之编纂。该书凡二十四卷。卷一为 12幅“总分直省海疆图说”。卷二、卷三辑录清代以来关于水师管理、出海民船管理方面的文件，以及各省水师分防编制、水师人事管理、沿海府州县概况资料等。卷四至卷八，分别为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舆地考”，完全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卷九至卷十五，分别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海略”，完全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为“沿海形势总略”，卷十七为“策略”，卷十八为“风潮占验”，卷十九为“操练水师略”，卷二十为“水战筹”，卷二十一为“兵器筹”，卷二十二为“海运旧制”，卷二十三为“盐务”，卷二十四为“洋夷市贡”。
    值得注意的是，《洋防辑要》这样一部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海防巨著，严如煜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广东海事的士大夫，其海防思考方向依然是“眼光向后”。他在该书序言中阐述了明代倭患历史及海防经验教训的重要意义：“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凌夷不可言矣。”然后略述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等人的海防论述，及清初顾祖禹、顾炎武等人的地理著作，表示自己此书系辑录他们的观点资料，期望“沿海文武士民，恪循经制，无敢废坠，则亿万斯年享义安之福也已”(31)。
    从思想内容来看，严如煜这本书同样没有超出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框架。书中关于江南和广东两地海防的论述即为明证。卷九“江南防海略”首先描绘海防对象：“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为俗，而溟海万里，因风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迹，所谓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犹不足以喻之，故武备既设，时复跳梁。”(32)关于江南各府江海防卫形势的记载，时而夹杂明中期的“倭寇”记忆。如“掘港营…尤倭寇首犯要地……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举入寇，大被蹂躏”(33)。关于江南海防的总体方略：“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郑若曾云：‘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两言颇为知要。”(34)这些“备倭”论述，均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而顾炎武这些话，又辑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卷一下之“海防论一”、“海防论二”以及《筹海图编》卷十二之“御海洋”等篇。
    如果说江南因为地近日本，且嘉靖倭患尤重，海防思路自以“倭寇”为警，以“备倭”为要，那么对于倭患相对较轻的广东地区，海防思路是否有所不同？实际不然。关于广东海疆，该书首先提到的就是明代倭患：“洪武永乐间倭夷入犯，广东屡为所扰。嘉靖中倭寇闽浙，滋蔓亦及于广东。”(35)关于广东海防形势，该书依然沿袭郑若曾以来的三路说：“议者谓广东海防当分为三路。三路者，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为中。”(36)海防要点如下：“海口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37)这些论述分别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而两顾显又辑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和《郑开阳杂著》卷一之“广东要害论”，其海防思路依然不脱明中期以来的“备倭”框架。
    当然，《洋防辑要》也体现了些许新意。一方面，该书对华南沿海“盗贼”更加重视。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三专设“广东倭变记”，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明初以来广东历年倭患。《洋防辑要》亦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了类似的编年记载，内容更加详细，且添加了更多的“海寇／贼”事件。尽管“海寇／贼”与“倭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但无论是嘉靖“倭患”一个多世纪以后的顾炎武，还是近三个世纪以后的严如煜，都与郑若曾一样，均在“倭患”框架下将这些频年发生的“海寇／贼”事件编入史册。明中期以来的“备倭”话语对后人海防认知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严如煜那一代人的海防知识，自然比明中期的郑若曾一代更加丰富。对此，严如煜似乎颇感自豪：“凡内海外洋沙线礁碛趋避驾泊之宜，罔不了如指掌……以言市舶则无路不通，以言防倭则无要不备。”(38)不过，海防论说的“御倭”目标和“备倭”框架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