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谈一下所谓商籍问题。如众所知，以职业区分而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所谓“士农工商”之说。商业和商人这一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存在的。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与从商人数之众尤为突出。经商系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职业，商人已成为社会中一大群体。而在明初制定的黄册这一官府册籍之中，从大的类别来说，虽有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大户籍，其细分起来，又有米户、园户、囤户、菜户、渔户、马户、窑户、酒户、裁缝户、船户、蛋户、站户、僧户、道户、陵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计80种以上，但是，不仅军、民、匠、灶这四大要籍中没有商籍的位置，就是其他各种户籍之中也不见商籍名称。这是因为，赋役黄册的户籍编制，并非以职业来划分，而是与差役紧密相联。具体来说，一是由于明初自然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租赋税粮均以实物为主，各种贡赋也都是上缴实物，而官府征派的种种徭役也以力役为主，因此，从封建王朝的赋役经济需求来说，其对商品交换的要求并不为大。二是因为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仍在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对商业活动极力压制，对商人进行种种限制，称其为“逐末之人”而加以歧视。倘若在正式的官府册籍中为商人立有专门户籍，岂不是对“逐末之人”的承认与鼓励？所以，赋役黄册之中没立商籍是自有其原因的。当然，商人无专籍，但封建义务是一定要承当的。他们多是分别归于军、民、匠、灶等各种户籍，而承当相应的赋役。“日中为市之辈，未必非耕田凿井之家；荷戈负耒之夫，未必非行商坐贾之类。岁粮方办，而里长频摧；均徭未完，而驿传接踵。供军贴匠，岁无宁日”，⑦即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而定居于大城市之中的商人，则“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称为“铺行”、“铺户”。史载：
    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⑧
    至于其他一些散居商人也是不能逃避徭役的。《明实录》载：
    洪武五年二月辛巳，户部奏：“苏、湖等府渔人、商人舟居不应徭役者，凡一万三千九百九十户，宜令充漕运夫。”上命有田者仍令应役，无田者充运夫。⑨
    黄册之中不立商籍，凸显其户籍性质并非职业之不同，实为役种的划分。
    那么，赋役黄册是根据怎样的理念而制定的呢？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明代黄册的制定者朱元璋曾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⑩即朱元璋认为，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是大明帝国臣民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11)可以说，“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这就是朱元璋制定赋役制度的基本思想。而当时的臣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为王之民，执民之役，分也。”(12)“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为定，国家之永制也。今闾阎之民，有一不服庸调者乎？”(13)“以一代之民人，养一代之君上，古今之通义也。”(14)
    正是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田赋力役出以供上乃是臣民的本分这种思想，所以黄册制度一再强调， “人户以籍为定”，即除皇室、藩王及少数功臣外，天下所有臣民都必须收籍当差。其中包括在职和退职官员。“正统十三年奏准，天下诸司衙门老疾致仕事故等项官员，离原籍千里之外、不能还乡者，许各所在官司行原籍官司照勘，原系军民匠籍，照旧收附。”(15)
    明初赋役大体可分为里甲正役和杂泛差役两大类。所谓里甲正役，指的是向中央王朝缴纳并运送的正供，或称“惟正之供”，即皇粮也。《宛署杂记》载：
    赋分二等：曰正赋，即起运存留正供，每年候府奉部劄，酌岁所急，多寡微有差；曰徭赋，即各衙门人役杂费，奉文例于地亩征派。(16)
    隆庆《潮阳县志》载：
    里立有长，以管图内人民应办粮草，示惟正之供也。(17)
    按明代法律，在收入黄册纳粮当差的人户中，如官僚、监生、生员，以及一些专职性役户军户、灶户等，可不同程度地享有赋役优免的规定。但所有享受优免的人户，包括朝廷大臣之家，都不免里甲正役，只免杂泛差役。因为里甲正役是属于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是“惟正之供”。如“正统元年，令在京文武官员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俱免”。(18)所以，其他人户就更不用说了。乃至史书上载有明初国子监的监生请假回家应充里甲正役的事例，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监生张振奏言，户本里长，无丁，乞归应役。上从之，令役毕复监。”(19)永乐“十年八月丙寅，监生饶观户充里长，别无人丁，援张振事例以请，皇太子从之。”(20)明朝大臣吕坤说：“优免差役之法，免杂泛不免正办。十排轮转，空年谓之催科里甲，见（现）年谓之正办里甲，养十年之财，供一岁之用，役称苦累，地须均多。曾见累朝有优免正办里甲之旨乎？坤三甲见年也，逢庚应役……”(21)至于一般军户、匠户、灶户等，除其因充各自的专门职役，而优免部分杂役外，里甲正役则一概不能免除。在遗存的黄册底籍之类文书中，多有军户、匠户充当里长或甲首的纪录，更可证明这一点。不免正役，只免杂差，这正体现了天下所有臣民都必须收籍当差、为皇帝效力的原则。
    为保障天下臣民都收籍当差，明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凡立户收籍，洪武二年，令凡各处漏口脱户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本罪，收籍当差。”“三年，令户部榜谕天下军民，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军发卫所，民归有司，匠隶工部。”(22)而《大明律》中更是强调：“人户以籍为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23)